但是，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之路却并不乐观。“中西医汇通”却汇而未通，“中西医结合”仍结而未合。中西医统一研究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展，而研究的结果却把中西医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刻地展示出来，甚至有人给出这样的论断：“中西医结合是医学乌托邦”！从浅层面上看，对于以上问题的提出是医学领域的，但从深的层面上看，又不是纯医学专业能够解答的，它涉及到医学科学发展的规律问题，探讨和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理论的思考，或者更加准确地说，需要哲学上的思考。

　　本文力求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以中医现代化为问题核心，以中西医学范式差异为基本线索，对中医发展在当前遇到的瓶颈似的问题进行哲学上的反思。此研究，旨在进一步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推动中医事业的发展。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当前，在实践领域中，中医与西医二元共存。

　　在方法论方面，诞生于西方的西医学毋庸置疑，其方法论是与西方科学一脉相承、共本同源的。而中医学的方法论研究则是西医东渐之后的事情。随着西医学的传入，中医与西医的关系成为了中国在特定时期种种社会关系冲突中的焦点之一，先后诞生了国粹主义、保守主义、改良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主义等，最后，中西医汇通派开始了把中西医统一起来的早期探索之路。中西医学的比较研究，归结起来大体上可以看作三个阶段：第一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以中西医汇通思潮为主的初期探索阶段；第二是辛亥革命到建国以前，以中医学存废之争为中心的振荡阶段；第三是建国以后，由毛泽东主席倡导的中西医结合阶段，把促进中西医统一的努力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确切地说，把中医学发展方向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命题提出来用以研讨，是近20年的事情。上个世纪的80年代，受到国内自然辩证法和科研方法论研究的影响，逐步开始了对中医学发展方向的研究，《中医杂志》、《中国医药学报》、《医学与哲学》和《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等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刊物，各自开辟了有关中医学发展方向的研究；另外，还有《中医方法概论》等着作问世。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有关中医思维学的研究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中医思维学》、《近代名老中医临床思维方法））、（（中医方法全书》相继出版，中医学杂志上也有少量中医思维方面的文章发表。

　　随着研究的深入，为了推进中医的现代化步伐，许多学者开始了对中西医学进行理性系统的比较研究，推出了大量的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山东中医药大学的祝世呐教授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推出了一系列的关于中医学发展的专着和教材，进入新世纪之后又对于如何运用现代科技进行新的开拓作了前瞻性的研究。

　　上海中医药大学何裕民教授，站在当前科技和文化前沿研究的角度，以更加宽广的东西方文化作为背景，将中西医学进行横向的比对和纵向的考察，重新审视了百年来中西医交融和碰撞的艰难历程，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各种思潮，揭示了医学领域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理论根源，提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重建的许多建设性的构想。

　　湖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教授黄建平在对中西医学的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等方面均进行了具体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中西医学比较研究的价值，并对中西医学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张宗明教授从哲学层面上，将医用的原则、方法提升到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对中医现代化问题做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探讨。    国外对于中西医方法论方面的研究比较少见，而对于中西方科学文化差异的探讨则比较多。最着名的当属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提出的“李约瑟难题”。这个问题是：“既然能有这么多早期科技成就，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呢？； IJ爱因斯坦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他在谈到中国古代科学发展时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做出来了。“〔幻在爱因斯坦看来：中国古代的科研方法不同于西方而未合。中西医统一研究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展，而研究的结果却把中西医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刻地展示出来，甚至有人给出这样的论断：“中西医结合是医学乌托邦”！从浅层面上看，对于以上问题的提出是医学领域的，但从深的层面上看，又不是纯医学专业能够解答的，它涉及到医学科学发展的规律问题，探讨和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理论的思考，或者更加准确地说，需要哲学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