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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级别：独家授权与委托
作品类别：国际论文网-法学政治论文
会员：fanhoulai
阅读： 次
编辑评分： 3
投稿时间：2016/3/31 15:02:13
最新修改：2016/3/31 15:02:13
来源：中国国际剧本网www.juben108.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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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名：《论历史因果关系的边际问题》 |
| 【原创剧本网】作者: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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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历史的因果关系，无非从纵、横两个方而展开。然而，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说历史因果关系的边际不清晰，还不如说它没有边际。对象没有边界，我们的思考也就没有界限，这是我们思考因果关系时遇到的一个问题。1851年起事的太平天国，仅十余年就遭覆灭，100多年来，有关它的覆灭原因的探讨，几乎己是题无剩义。然而还是有学者能找出它的新原因，说“太平天国对科举制度的改革使太平天国不仅没有网罗到栋梁之才，还遭到了当时文人士子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成为太平天国最后覆灭的又一原因”。说是“又一原因”，可见之前的研讨，己经提出了许许多多的原因。如果科举制度的改革失误确是太平天国最后覆灭的“又一原因”;那么，与之类似的原因还可以找出许许多多:如它的后宫制度、男女别营、婚姻制度、法律制度、礼仪制度、文书制度，等等。谁也不能说它们与天国之覆灭无关，历史学者便可以写出一篇又一篇论文，提出一个又一个原因。这是在横向上寻找原因，它己是无边无际、无法穷尽。
关于工业革命的起因，是历史因果探讨中的严肃课题，也有过各种各样的思考解释。罗素的回答别具一格，他说:工业制度缘自现代科学，现代科学缘自伽利略，伽利略缘自哥白尼，哥白尼缘自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缘自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缘自突厥人移民，突厥人移民则缘自中亚的干燥。因而，寻求历史原因的根本在于研究水文地理学。罗素的这一番因果推论，略带嘲讽的口气，但按这样的逻辑来追踪历史的原因，在历史著述中比比皆是。所谓“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鳞鳞相衔，如环无端也”。然而，詹京斯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说:“为了要令人满意地分析1789年事件的必要和充分原因，需要回溯到什么时候?需要谈到多远呢?”若要回答这样的疑问，恐怕只能是“鳞鳞相衔，如环无端”。可见，纵向的因果追踪也是茫无边际。
文学名著《悲惨世界》的主人公冉·阿让为了不让他姐姐和侄儿遭受饥饿的折磨而偷了一片而包，被捕入狱;又因几次越狱加刑，在监狱内服苦役19年。作家雨果想要告诉读者的是，造成冉·阿让悲惨命运的原因，既不是他的偷窃而包，也不是他的几次越狱，而是那个罪孽深重的法国社会及其一系列不合理的政治制度等。如果一位辩护律师以这样的方式去为偷窃者做辩护，那他一定会被轰出法庭。可见，有的学科有属于它自己特有的学科领地，有属于它自己的学科原因。然而，文学没有。与文学类似，史学也没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原因。一方而没有属于自己学科特有的原因，一方而是“史外无学”，什么都可以是它的原因。公元11年，恺撒在元老院门口的台阶上被布鲁图斯用匕首刺死。这个历史事件给后来的历史学者留下了一个严肃的课题:恺撒何以会死?历史学者可以从社会、政治、经济、民族、阶级、团体、个人、心理、动机等方而寻找它的原因。有些探讨还涉及地理的、气候的原因。这原本分属于许多不同的学科，但都被纳入历史学的范围，都可以属于历史学的原因。
历史因果之探讨，与其说是趋同，毋宁说是求异。美国史学界多用“冲突史观”来解释美国历史的动因，但同是“冲突史观”，特纳着重于地域间的文明冲突，帕林顿关注思想文化的冲突，而比尔德最看重经济利益的冲突。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信奉用唯物史观来解释历史的动因，但同是以马恩经典为依据，也发展出阶级斗争动力说、生产力动力说、经济基础动力说、社会基本矛盾动力说、历史合力说及人之物质利益动力说等十多种。今日的新文化史研究，一反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主张文化的影响甚至决定了政治和经济行为。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也有韦伯的宗教动力机制论，桑巴特的世俗化的消费因素论，还有世俗的市场游戏规则论。同一问题，常常有截然不同的因果解读，如果不是学者好创异立新，那一定是历史本身能“任人打扮”。
凡事都有因果关系，但有因果关系不等于有因果律。能否将因果关系提升到因果律，从而避免那种以上讨论，都是为了显示历史因果关系本身的“无边际”，这给历史认识带来了许多特有问题。首先是历史因果论断在验证上的问题。一个论断要能通过我们的检验，论断之陈述必须是清晰和确定的。否则，检验者就无从下手。比如，说“明天下雨”，那是可以检验的;说“明天下雨或不下雨”，那就无法检验。前者的陈述清晰而确定，检验者可依之操作，后者则否。又如，说“水在很冷很冷的情况下会结冰”，这个论断也很难检验，因为论断没有清晰和确定地告诉我们如何才算是“很冷很冷的情况”(暂且不论什么叫“水”、什么叫“结冰”)。这就是常识真理的特点。对于这一类常识真理，我们往往是依据事态的结果来推断它的原因—如看到水结冰了，那就判断必定是“很冷很冷”了;如看到水还没有结冰，那就说还未达到“很冷很冷”。
然后，即使有证据，有关因果关系中主次、轻重等原因的判断，总是与判断之角度、立场而因人而异。这是历史因果关系研究中的第三个问题。科林伍德曾以“汽车在某处转弯时撞上街沿翻车事故”为例，列举不同的角度如何判断事故之原因:从司机的角度看，事故原因是转弯太快;从地方检察官的角度看，原因在于道路表而的拱弧不易防滑;从汽车制造商的角度看，原因是车子设计有缺陷。这就是因果关系的相对性。然而，相对性不仅体现在角度、立场，还有隐藏在背后的利益考量。
对此，卡尔曾这样说道:“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弗尔有意开脱法国革命对拿破仑战争中的灾难与流血应负的罪责，而把这些灾难归咎于‘一位将军的独裁……这位将军的脾气……就是很难于接受和平与克制的。’德国人今天很欢迎对希特勒个人的邪恶进行谴责，认为这就很满意地代替了历史学家对产生希特勒的那个社会作道德上的判断。俄国人、英国人以及美国人也都欣然参与对斯大林、张伯伦或者麦卡锡的个人攻击，把他们当作了大家的集体错误行动的替罪羊。显然，历史因果关系研讨，往往因其强烈的主体意识(国家的、民族的、阶级的、集团的等)而众说纷纭，它己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问题，在事实背后还牵连着这样那样的利益关系。因为牵涉到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肯定或否定某一个因果关系，揭示或掩盖某一个历史原因，不只是是否符合历史实际的问题，而是纠缠着对谁有利、对谁有害的问题。如此，原本就是漫无边际的、表述上缺乏清晰确定性界定的历史因果的论断，更会纠缠于学术之外因素的掺入而使问题越发说不清。
我们知道，史学研究的方法，有些是有成法可依的，有些则没有;虽然论说起来也可以一套一套的，但方法的学习运用，全靠学者自己去揣摩、领会。历史因果关系的学习运用，就属于后一种情况。正如沃尔什所说:对历史学的反思研究，并不能增加我们历史知识的总量，也不能形成我们对历史的新理解;不过，它对历史思维特点、历史研究的逻辑前提以及历史知识性质的反思，有助于澄清史学研究的实际困难。所以，本文更像是一份反思检讨的调查报告，如果能明白历史因果的“无边际”，那么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有关历史的因果问题总是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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