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几年，随着对沈从文作品研究愈来愈全面深入，尤其是对他湘西题材作品的研究，研究人员越来越认识到“湘西世界”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外桃源，并非是人性的理想王国，而是隐藏着险恶、艰辛甚至残忍的矛盾世界。以《边城》为例，拨开它清新、优美的文字背后，将会发现在牧歌般的人生图景背后隐藏着一系列的斗争和二元冲突。作者一面用抒情、散文化的笔墨精心营造他的“希腊小庙”，另一方面用现实、理性的笔墨谱写一曲悲剧之歌，文本前后的矛盾折射出作家内心深处交织着情感与理性的斗争，以及隐藏着悲怆的忧患意识。

关 键 词   湘西世界、二元冲突、斗争、忧患意识

前 言

正如沈从文所预言——“它（希腊小庙）……或许比你们寿命长一点，受得住风雨寒暑，受得住冷落，幸而存在，后来人还需要它。”^（1）在现今的人们看来，他的预言早已变成了无可辩驳的现实。岁月更迭，曲折浮沉，他的作品经受住了岁月的洗礼和时间的考验，在人类精神的长河中愈发延绵不息，闪耀出夺目的光辉，吸引着一代代学者、知识分子去探究他“希腊小庙”所蕴藏的真谛。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随着沈从文文学地位的恢复，对他作品的整体构成，叙事模式、人性表现都有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他湘西小说的研究，呈现热化的趋势。在近40年来的研究历程中，关于作家构建的这一文学世界——湘西世界的研究，可谓见仁见智，甚至出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是所谓的旧论学者们反复强调作者笔下湘西世界呈现的牧歌情趣，不断指出湘西世界是一个现代版的世外桃源；二是随着这几年对沈从文作品研究的深入，新论学者们发现了湘西世界的“野蛮与残忍、生存状态的艰难与辛酸”以及“人性的贫困与简陋”。以《边城》为例，相比作家早期的湘西小说，尽管文本中泛滥着那种爱欲的原始野性和陈规陋俗被一扫而光了，湘西世界焕然一新，营造出了别样的人生图景。至此，湘西“美在生命”的构建达到了极致。然而研究牧歌世界的背后，研究者发现一系列的矛盾和悲剧。进而言之，边城文本内外交织的矛盾，又将牧歌的属性消解掉了。牧歌的色彩为何没有延续下去？是什么原因让小说文本出现“深刻破绽”？《边城》矛盾冲突的背后又隐藏了什么？本论题将在新论学者研究的背景和方向下，进一步展开对湘西世界的反面研究，探究非牧歌性背后蕴藏的深层要义。

关于沈从文文学作品的研究，尤其对他湘西小说的研究，在各个维度和方向上都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从思想到艺术，从人性到人物形象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究和批评。以《边城》为例，与本论题研究相关的观点成果有：学者洪耀辉的《论沈从文乡土小说中的湘西世界》 、研究者魏家文的《牧歌背后隐藏的矛盾及其悲剧性》，前者在文中说到，“尽管沈从文出于实现平淡自然审美情趣的需要,有意识地将落后习俗的狰狞面作抒情化的改造和处理,尽可能地以冷静节制的口气、平淡温和的语句来编织湘西边民的人生悲剧,但文本平静的叙事表面仍然无法掩抑湘西乡风民俗透露出的野蛮和残忍。”^（2）；后者强调，“《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 它以其如诗如梦般优美的故事, 成为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但如果我们认真研读小说,就可以发现小说“ 文本存在深刻的破绽”。实际上, 在这些破绽的背后, 隐藏的是作者心中隐隐的悲痛。”^（3）比较这些新论作者的观点，他们研究成果共性的地方就是善于从《边城》浪漫的牧歌情趣背后挖掘更深层次的矛盾和痛苦，对湘西世界健全的生命形态和生存状况充满了质疑和忧虑，并不认为湘西世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外桃源，而是一个混合着梦与现实的混合世界。这个“梦”也就是作家心和梦的历史，一种无法抗拒却活跃在内心深处的情感。也正如作家本人所言，“什么是偶然和情感？我要做的事，就可以做。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凌宇《沈从文传》之第七章《海边的孤独》）而“现实”就是湘西社会真实的一面，它的残酷与野蛮，战争与杀戮以及道德的沦落都将与这一文学世界——湘西世界的格格不入。正是理想与现实巨大差异，优美与悲剧同在的审美形态，才赋予文本湘西世界无穷的神奇与魔力。相信今后对湘西世界的研究将会越来越广泛和细腻，不同学科在将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所发现和收获。

本论题将在矛盾冲突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边城隐含的深层次斗争和作者的内在意识，着重从“边城世界”的概述、爱与不爱——隐藏在情爱背后的斗争、两组意象隐含的深层次斗争、二元冲突背后的忧患意识四个方面展开论述。这四个部分的关系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剥下来，才能发现那最后一层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边城世界，确切地说它是一个理想的文学世界也当属于湘西世界范畴，有着湘西世界共同的属性和特征，但它却有着自己的个性和色彩；它是沈从文“希腊小庙”的典型代表，也是湘西世界最美丽和富有情调的体现。而凄美的爱情故事正是在这个牧歌世界里发生，而爱情的内容和形式从表面上看就是天保与傩送的情爱斗争，而这些斗争的形式及看点就是车路与马路，碾坊与渡船的深层次冲突较量。透过这些深层次的二元冲突，折射的正是作家沈从文游离于理想与现实的深层矛盾与困惑，必然与偶然，情感与理性，可知与未知，天命与人事，文明与道德时常让作家陷入二律背反的精神困境。这些困惑与矛盾的地方，也正是“五四”时期以来，大多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旧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遭遇的思想困境、精神困境。这些困境的背后，从某一方面说是作家对湘西未来命运走向的深层忧患，对湘西“异己文化”和现代文明浸染湘西古老文化和传统的忧虑；更深层次是对中华民族未来命运走向的关切和忧虑。正是怀着这种深层次的忧患意识，他才渴望用记忆中的湘西对人性和爱作一恰如其分的说明和歌赞！也正是在这种包含与包含的逻辑关系中，湘西世界浪漫与现实，优美与悲剧同在的多元化审美特征才得以呈现，作者“重造经典和民族品格”的文学理想才得以蕴藉和表达。

“边城世界”的概述

沈从文在1926年至1928年的早期创作中，创作出了像《鸭子》、《蜜柑》、《好管闲事的人》、《老实人》、《雨后及其它》、《呆官日记》、《阿丽思中国游记》等湘西题材小说。尽管他已经很有意识地将家乡的山水风貌、人物故事作为描写对象，从而去表现湘西世界所独具的地理风貌、人文特色、人生图景。但整体上作者还处于创作的探索和稚嫩阶段，湘西题材小说并未形成宏达叙事和表意规模，艺术和思想上还不够精深。但到了30年代后，作者的创作进入了成熟丰收阶段，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中短篇小说《神巫之爱》、《旅店及其它》、《石子船》、《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等。这一时期他的湘西题材小说无论从叙事手法，还是思想意蕴，较前都有了质的飞越。直到1934年中篇《边城》一作的问世，标志着作者湘西小说创作达到一个新的艺术高峰。“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4）至此，沈从文成功构筑起了供奉人性和重塑民族品德的文学大厦——“湘西世界”。

无疑，《边城》不仅成为了湘西题材的代表之作，而且“边城世界”成为湘西世界最好表征和诠释。换言之，“边城世界”是湘西世界最理想和浪漫的文学表达。正如作家沈从文所言，“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建筑，这种庙里供奉的是人性。”^（5）“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6），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在边城世界，他通过少女翠翠、撑船老人等美好品格的刻画，让人们感受到了人性的善美；通过对湘西美丽风景和风俗文化的描绘，让人们领略到了湘西世界不受尘染的桃源美。与他早期的湘西小说，如《雨后》、《旅店》、《丈夫》、《龙朱》、《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等相比，那种原始的爱欲、风俗的残忍、社会黑暗面一扫而光，真正进入一个没有战争和阶级对立的平静和谐的世界，人性的优美与健康得到了提炼和升华。然而充满理想诗意的边城世界并非一个真正的人间仙境，而是一个存在爱情悲剧和矛盾冲突的混合世界。大抵因为边城世界包含了喜与悲、理想与现实、和谐与矛盾诸多的对比因素，使得边城世界成为湘西世界最有力的意蕴凝结和表达。

边城世界，确切地说是湘西世界的典型代表和反映，二者从本质上看，都是“文学世界”，并非真实的湘西世界，却又是对真实湘西世界一定程度的艺术化处理和表达。不仅为人性唱了一曲最优美哀怨的赞歌，而且其蕴含的健全的生命形态、文化批判意识和人文精神对后世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正如学者赵园所说，“‘湘西世界’在沈从文的艺术思维中, 是作为另一世界的否定形象, 因其体现着否定与批判, 而获得了它自己的生命的, 沈从文在这一世界中, 并不是发现了性的放纵,而是在情欲的奔放中发现了‘健全人性’ , 发现了生命与力。”这种健全生命形态正是沈从文对都市“文明病”、“阉寺性”的有力比照和批判。“沈从文对于“ 城市文化” 的批判, 其范围较之上文所说到的宽广得多, 涉及问题也深刻得多。”^（7）在湘西世界里，他更强调是一种未被现代商业文化污染过的状态，即使商业往来也存在一种朴厚的人情。而这种质朴和重义轻利的湘西商业观念正是作者所注重的“伦理模型”。而能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特质的则是人性内容。^（8）《边城》中人性所体现的人文精神，表现为向美、尚善、忧患意识正是对后世最有意义的启示。正如研究者杨利香所说，“关照当下，社会转型，价值多元化，文化多元化。这种多元的社会特点，必然带来人们思想上的冲击，心灵上的挣扎。沈从文的不朽之作或许是我们当代人的一碗心灵鸡汤，会给我们深刻的启示。”^（9）在边城世界里，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美是健康、纯净、简单、朴素的，不是一种令人眼花缭乱、庸俗和凌乱的美，这将启示我们去敬畏“美”，自觉地修正自己的审美观。同时将启示我们要坚持以“善”为本；更需重振道德。总之，边城世界不仅是一个理想的牧歌世界，更是一部人性的教科书。它宛如春风化雨，滋润着当代社会人们干涸的精神心田，让现代社会的人们在文本世界的审美愉悦中获得一丝丝灵心的慰藉。

爱与不爱——隐藏在情爱背后的斗争

正如《边城》一文中所说，“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为一种不幸所绊倒觉得十分伤心外，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会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由此可见，边城的茶峒人民过着平静、和谐幸福的生活。小城里没有烟消弥漫的战争，也没有阶级对立和剥削，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地相处着。相比边城之外的世界，这里俨然就是安居谋业的天堂。然而，当“爱情”这神圣且平凡的人生快事降临到边城个别人身上时，就难免将恬静和美好的人事打破，人与人之间产生矛盾了，也就产生怨恨和误解了。而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就是因翠翠、天保、傩送三人的三角恋爱而起，爱与不爱，理解与误会，导致一系列的爱情悲剧、人生悲剧。

哪个少女不怀春？情窦初开的翠翠端午节那天第一次陪同爷爷去河街上看赛龙舟节日活动时，无疑中与掌水码头顺顺的二儿子傩送碰了个面。一番简单对话后，作为茶峒人心中的美男子岳云，他出众的气质风采和那略带调侃的话语轻轻地落在了美丽羞涩的少女心坎上。一件不关乎祖父的事情使他沉默了一个晚上。因机缘巧合，让素不相识的少男少女碰面了。爱情是一件令世人感到奇妙的事情，它似乎与人身外的东西无关，但有时候却有关。在洋溢着诗意和人性美的湘西世界里，作家沈从文怎忍心让爱情打上物质的意识呢，更不会让都市商业文明污染他的“希腊小庙”。那个令翠翠沉默的夜晚，也就是少女动情的最有力见证，他对傩送一见钟情了。而傩送也对这个美丽、纯真浑身散发着毫无拘束野性美的少女有了喜欢之心。相比弟弟，哥哥天保似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两年后，当他第一次在自己家里与翠翠爷俩碰面时，他立刻被翠翠的美貌所吸引了，瞬间便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他父亲也向撑船老人夸赞翠翠长得很美，还问翠翠年纪和有不有人家。可见，顺顺父子第一次见到翠翠后，对撑船老人孙女很是满意。那次作别后，翠翠是否也对大老天保动心呢？且看文中所说，“祖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所在，因为今天太高兴一点，便笑着说：翠翠，假若大老要你做媳妇，请人来做媒，你答应不答应？”翠翠就说：爷爷，你疯了！再说我就生你的气！”《边城》由此可见，姑娘心里有了人后，尽管大老也是一表人才，但她就是没动心，说白了，在二老傩送的对比下，是不可能喜欢上大老天保的。然而天保却无法自拔地喜欢上翠翠了。喜欢与不喜欢，便埋下爱情矛盾的种子了。内心急切的大老，在二次碰到撑船老人后，不仅奋勇地向老人告了白，还很快委托杨马兵做媒探听老人的口气。而弟弟碰到老人后，像哥哥一样嘴里夸着，“翠翠像个大人了，长得真好看！”老人听到兄弟二人同样的口气后，不由地笑了，且同二老开起来玩笑。同样都是表达爱慕，哥哥天保直爽得让老人感到那份意思，而天保似乎含蓄多了，他的那份爱意相比哥哥就隐藏得很深。兄弟同时喜欢上一个姑娘，这种隐形的情爱斗争也便埋下了。直到当中寨王团总向顺顺家提前时，而顺顺又为走“车路”的大儿子向撑船老人提亲时，这种隐藏在牧歌世界别后的情爱矛盾便彻底撕开了。

  “我听别人说的。还说二老欢喜一个撑渡船的。”“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坊，要渡船吗？”“那谁知道。横顺人是‘牛肉炒韭菜，各人心里爱’，只看各人心里爱什么就吃什么。渡船不会不如碾坊！”《边城》

当翠翠在河街观看龙舟竞赛时，无疑听到女人们关于“碾坊与渡船”的讨论时，她的脸烧了起来，心也开始乱了。与二老傩送碰面时，脸火辣辣的，对于他的关问毫不理睬，心里暗暗生起气来。最后将气撒在狗身上，说了一句“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翻船，谁要你落水呢？”尽管她对那件事心中有了数，便仍然装着不明白，询问起了祖父。当她知道岳云二老将得到王团总陪嫁的碾坊后，心里难免失落起来。很快，当顺顺委托媒人去她家提亲时，爷爷问她意见时，她红着脸，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心中乱乱的。当提亲这件事被二老知道后，兄弟二人的矛盾和斗争就正式拉开帷幕了。他们并没有按照茶峒人规矩，来一次流血的挣扎，但也不作兴有“情人奉让”如大都市懦怯男子爱与仇对面时作出的可笑行为。他们走起了马路——用唱情歌的方式进行公平竞争，大老唱不过二老，结果自然败退。尽管这种斗争方式似乎看起来很平和，实则是一种激烈的“心理斗争”。对他们而言，谁都不想拱手将所爱的人让给对方。当天保再使尽所有的努力后仍然不能得到翠翠的芳心时，加上竞争失败的沮丧，使他负气远走边城，结果不幸遇难。至此，这场无息的情爱斗争才划上了句号。而天保的不幸死亡，一下子让弟弟和父亲改变了对撑船爷孙俩的态度，老船夫背上莫大的冤屈，最后终于被他们的冷漠和怨恨以及碾坊的挤压给联合绞杀了。而翠翠由于性格的内向和羞怯，将好几次与傩送当面沟通的机会都给错失掉了，以致二老对她产生了误会和不满，两人隐形的矛盾和斗争也埋下了。正如文中所说，“翠翠向竹林里跑去，老船夫半天还不下船，这件事从傩送二老看来，前途显然有点不利。虽老船夫言词之间，无一句话不在说明‘这事有边’，但那畏畏缩缩的说明，极不得体，二老想起他的哥哥，便把这件事曲解了。他有一点愤愤不平，有一点儿气恼。”《边城》矛盾和冲突的结果，致使傩送远走他乡，留下翠翠在孤独和伤痛中静静等候。

天保、傩送兄弟二人用苗族特有的求爱风俗——唱情歌进行斗争，这样的斗争方式在作家其他湘西小说里也可窥见一斑。譬如《龙朱》一文里白耳族美男子龙朱同仆人与花帕族女子竞相唱歌的情景。也正如文中所说，“在此习惯下，一个男子不能唱歌他是种羞辱，一个女子不能唱歌她不会得到好的丈夫。抓出自己的心，放在爱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一文里，豹子用歌声战胜了媚金，最终赢得她的芳心。正如文中所说，“唱到后来的媚金，承认是输了，是应当把自己交把与豹子，尽豹子如何处置了，就唱道：红叶过冈是任那九秋八月的风，把我成为妇人的只有你。豹子听到这歌，欢喜得踊跃。他明白他胜利了。”

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尽管作家沈从文极力用抒情的笔调营造恬淡和谐的牧歌情趣，但因情爱的出现，还是无情地将这个宁静的牧歌世界打破了。天保、翠翠和傩送的情爱矛盾没有得到完满的解决，间接得引发了其他矛盾，矛盾似乎永无法平息，最后便自然转化为成悲剧。至此，人们不由得对这个“希腊小庙”产生了质疑，为何善的人最后都没有好的结局？牧歌世界却变成了悲剧世界。也许，刘西渭的这一句话是最好的解答，“作者的这些任人物虽然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惟其良善，我们才更易感到悲哀的力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带来在人物的气质里的。”^（10）

两组意象隐含的深层次斗争

作为小说《边城》的第一个深层叙事结构——“车路”与“马路”，不仅拉开了青年爱情的帷幕，而且也呈现出更深层次的斗争。从表面上看，车路与马路只是关乎苗汉两族两种不同的婚恋方式的冲突。从深层次看，实则是在婚恋方面苗族与汉族不同的风俗习惯、文化观念的对立与冲突。

“湘西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一部湘西的历史, 是一部土家族、苗族、汉族三族关系互动的历史。”^（11）在千年的互动中，苗族、土族尽管时常要被汉族征服或者同化，但在反征服和反同化过程中，各自都保留并遗承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民俗文化。边城里的傩送兄弟站在山顶以唱情歌来表达爱意这种求偶方式，正是湘西苗族特有的风俗文化，体现着湘西人们古朴、浪漫不为现实所扰的婚恋观。与之对应的就是汉族的传统媒妁婚姻，它体现的是汉族两千多年来的儒家文化和传统礼教。对比这种婚恋方式，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车路是强制性的，马路是自由的；车路是单刀直入，直奔主题的，马路是曲折和含蓄的，讲究以情会意。进一步说，汉族固有的封建婚恋方式，更多时候代表封建家长的权力和意志，其讲究门当户对，现实利益互补。而苗族“以歌达情”的婚恋方式，抛开了世俗的羁绊和家长意志，使得爱情极具浪漫主义色彩，讲究的是两情相悦，男女双方自由恋爱。如果没有汉族这一“车路”婚恋方式出现，那“边城世界”真可谓到处都是牧歌，到处都会洋溢着浪漫的气息。撑船老人也不会被天保父子们误解和怨恨，老人也不会二次逼问孙女翠翠的意思。兄弟两人既然都喜欢翠翠，就可以暗中走马路悄然竞争，败的自然退出，就不会引起什么误会和不满，撑船老人就不会被联合绞杀，翠翠也不会遭受爱情悲剧。但牧歌世界不会让浪漫诗意的东西独立存在的，总有它的对立面存在并与之冲突和抗衡。作为车路的汉族婚恋方式出现，不仅与苗族传统婚恋方式形成了对立和冲突，更加速了人物悲剧的形成。

在边城世界里，作为深深喜欢上翠翠的大老天保从杨马兵那里捕捉到口信后，他并没有选择苗族这一传统的求爱方式，而是遵照了父亲的意见，委托媒人走了车路。天保为何不走马路，一方面缘于自己本身不是茶峒唱歌的能手，另一方面更多折射出汉族文化的强大和封建婚恋观念的根深蒂固。且看撑船老人与杨马兵在碾坊一段对话：

“伯伯，若唱三年六个月的歌动得了翠翠的心，我赶明天就自己来唱歌了。”“你以为翠翠肯了我还会不肯吗？”“不咧，人家以为这件事你老人家肯了，翠翠便无有不肯呢。”“不能那么说，这是她的事呵！”“便是她的事，可是必需老的作主，人家也仍然以为在日头月光下唱三年六个月的歌，还不如得伯伯说一句话好！”《边城》

由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在边城茶峒人的婚恋意识里，汉族婚恋观念仍占据着上风。这从天保父子、杨马兵身上都到了充分的体现。令人扼腕的是在苗汉两种文化观念冲突中，汉族文化意识在同化并压倒苗族文化意识过程中，并没有开出幸福的爱情果实，反而酿成了悲剧。因为在顺顺父子看来稳操胜券的车路求偶方式并没有取得成功，反而引发了他们对撑船老人的不满和误解。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翠翠性格的内向与羞怯，加之翠翠正处于恋爱懵懂的年纪，对不喜欢的人不知如何答复；二是撑船老人与孙女沟通也不畅，没有给顺顺父子一个及时爽快的答复。车路不通后，天保又走起马路，但弟弟也喜欢翠翠，也要走马路，而天保唱歌根本不是弟弟的对手，结局以失败而告终，最后负气出走，客死他乡，酿成悲剧。再看看翠翠父母婚恋悲剧，父亲为了不损军人的声誉和责任，母亲为了不落下不孝的骂名，使得两人不能远走高飞，结果双双殉情。同样在沈从文其他湘西小说里，例如《萧萧》一作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然湘西的少数民族虽鼓励青年男女自由恋爱,但当地的汉族依然遵从“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婚俗,流行“大女人小丈夫”的童养媳制,这些陋俗给湘西青年的婚姻带来了巨大的不幸。萧萧12 岁成为童养媳,她丈夫只有三岁。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身体发育趋于成熟,而丈夫仍不谙世事。春心萌动的萧萧在和花狗大“自由”了一回, “变成个妇人”后,面临着“沉潭还是发卖”的惩罚。这一系列悲剧后都深刻体现出湘西社会千年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早已被同化或者打碎了。汉族意识文化早已渗透于苗湘西苗族人日常行为当中了。他们特有风俗文化尽管代代有所遗留，但那种湘西独有的文化观念正在被现代社会气息渲染并改变着。

正如学者凌宇所说，“《边城》在骨子里, 是一场苗汉文化冲突的悲剧。”^（12）在苗汉这两种婚恋观念和文化意识较量下，间接地反映出在三族千年互动的历史过程中，本民族的文化意识独立性正在逐渐丧失，逐渐地走向一个大融合的时代。湘西社会那种自然、优美、健康传统的人生图景也在被现代商业文明慢慢侵染了。作家沈从文努力想用温柔的笔调来写与自己感情相近的牧歌，但在现实理性驱动下，它又用种种矛盾与斗争将牧歌的属性消解掉了，以致理想的湘西社会图景终究走向了终结。

    作为小说《边城》另一深层叙事结构——碾坊与渡船，这两组意象隐含的斗争就更加激荡了。碾坊，是王团总以七百吊打钱为女儿购置的陪嫁妆，它在边城世界是一种物质财富，象征着现代商业文明和买卖婚姻，表征着王团总的身份地位及实力。而渡船，是撑船老人用以帮行人过河的小船而已，远远比不上碾坊的价值，它也体现了撑船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深层次象征着湘西千年自然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碾坊的出现，打破了牧歌世界的诗意和宁静，在义与利的取舍间考验了人性，在两难的抉择中，见证了爱情，在冲突与较量中，加速一系列悲剧的产生。

在边城这个充满诗意与浪漫的牧歌世界里出现碾坊这样的买卖婚姻绝非偶然，它是有一定的源头和根据的。作者尽管用抒情的笔墨为读者渲染了桃源般的风光和善美的人性，但桃源深处洋溢着的现代商业文化气息是处处可感受到的。正如文中所述，“这小城里虽那么安静和平，但地方既为川东商业交易接头处，因此城下小小河街，情形却不同了一点。也有商人落脚的客店，坐镇不动的理发店。此外饭店，杂货铺、油行、盐栈、花衣庄，莫不各有一种地位，装点这条小河街。……卖船上用物的，百物罗列，无所不备。”《边城》由此可见，边城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世外桃源，而是存在着商品交换和贸易的小城乡。由于水上贸易的发达，促生了商人、水手还有吊脚楼的妓女。掌水码头顺顺就是一个退伍回来的军人因做水上生意而致富的商人。这说明现代商业气息和都市文明早已侵染了湘西这个偏僻之地。其次牧歌世界里，尽管没有阶级对立和压迫，但人们却有着贫富贵贱之分。王团总和顺顺就是边城里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身份和社会地位显然要比撑船一家尊贵和高等。王团总和顺顺的联姻也算是门当户对，资源和价值匹配，二者的婚姻尽管有买卖性质，但却是现代都市社会典型的婚姻模式。它本质上是一种都市商业文明的象征。而傩送与翠翠的婚恋，可以说湘西千年来固有的苗族婚恋模式，这种婚恋模式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和门第观念，注重的是男女双方真心相爱，它骨子里是苗族人民千年来自然、古朴的生活方式与人生理念真实写照。在这两种文明与自然的冲突和较量中，可以看出物质和利益对边城人民还有相当的吸引力的。尽管作者开始极力强调“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但这样一个要花七百吊的打钱和顶十个长工干一年的碾坊出现的爱情里时候，从顺顺到乡民都把天平倾向了碾坊。正如研究者周纪焕所说，“‘老船夫对于水碾子原来就极有兴味的’的生动表现, 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老船夫潜意识里对财富的羡慕和渴求。”^（13）作为一向慷慨大方、乐善好施的掌水码头顺顺，面对一座碾坊的诱惑，他心里也很快打起让天保娶翠翠，傩送得碾坊“鱼与熊掌兼得”的算盘。龙舟竞赛时, 团总的女儿被安排在顺顺家“当中窗口”最好的地方,足可见一座新碾坊在顺顺隐蔽天平上的份量,重心自然已倾向碾坊一边。傩送“ 同父亲吵了一阵” 才赌气下行桃源, 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被逼着接受那座碾坊。边民对那座碾坊也羡慕不已, 这说明财富在边城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再是“粪土”。如另一个女人便插嘴说: “事弄妥了, 好得很呢! 人家有一座崭新碾坊陪嫁, 比十个长年工还好一些。”， “他又不是傻小二, 不要碾坊, 要渡船吗?”《边城》物质财富考验了人性，这一切足以说明边城的人们并非真正的重义轻利，现代物质文明、商业意识早已污染了曾经存在于湘西社会的质朴、善与美，所谓的人性美已被现代文明的汪洋所淹没了。同样在小说《丈夫》里，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现代都市商业文明对湘西古老乡村的侵染与吞噬，将一个个淳朴、正直的乡下妇女变成了一位涂脂抹粉、媚气十足且现实功利的“生意人”。正如文中所说，“她们从乡下来，从那些种田挖园的人家，离了乡村，离了石磨同小牛，离了那年青而强健的丈夫，跟随到一个熟人，就来到这船上做生意了。做了生意，慢慢的变成为城市里人，慢慢的与乡村离远，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这妇人就毁了。”相较之下，《边城》中的主要小说人物傩送能不受碾坊诱惑，坚持心中所爱，这体现了湘西社会那种传统、朴素的爱情观。在撑船老人、翠翠、傩送的身上，寄托着作者的爱美理想和理想人性的表达。也许正是在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正如作家反复讴歌的那种“优美、自然、健康的人生形式”吧！

在碾坊与渡船的较量中，从人们的潜意识里，我们看到碾坊作为现代物质文明的象征获得胜利了。正如学者李新民所说，“在《边城》里,“碾坊”被作为商业利己主义的具象表达, 威胁着作为苗族生活方式征象的“渡船”。汉苗、现代与传统、文明与自然的冲突掀起的“洪水”夺去了爷爷———苗族古老血脉和传统———的生命, 苗族文化的符码“白塔”坍塌了。”^（14）后来，傩送也负气远走他乡，留下孤独的翠翠独守撑船，静静地等候。善和美终究走向了毁灭，“希腊小庙”里剂供奉着美的人性，同时也隐含着毁灭美的因子。矛盾和冲突将一切促成了悲剧。而产生悲剧的根源就在苗族、汉族深层次的文化冲突和斗争。从人生的深层次看，正如沈从文所说，“一切冲突皆由‘生活’与‘生命’的矛盾而生。”（凌宇《沈从文传》之《烛照抽象人生之域》）

正如学者凌宇在《沈从文传》之《“生命”第一乐章》一文所说，“走‘车路’与走‘马路’（托谋说亲与唱歌求爱），要碾坊和要渡船（追求金钱和忠于爱情），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发生着强烈的碰撞。具象为婚姻的不同生命形式、不同的义利取舍，金钱变异人性与人与自然的契合（封建买卖婚姻与原始自由婚姻）在发生着冲突。人类文明的进步，似乎正与道德的退化作代价！这不仅是湘西，而且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人类深感痛苦又无法规避的历史进程。”作为小说深层叙事结构两组意象，车路与马路，碾坊与渡船尽管有着形式和内容的不同，但其实质上都是文化和意识观念冲突和对立。传统的汉族封建婚姻观念和现代商业文明共同将湘西千年固有的、朴素的、自然的意识观念和生活方式击垮了。而其呈现出的现象就是爱情悲剧和撑船老人的死去，以及白塔的坍塌。而日后白塔的修复，则预示着湘西未来的社会图景也必将在新的文化和意识观念下进行重建。

二元冲突背后的忧患意识

正如作者在《长河》题记里所说，“去乡已十八年，一入长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20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人生观。”相比都市社会，就连湘西仅保留的一点淳朴民风也在日渐消失，这不由得极大触动了作者的内心，使他对以前美好的湘西社会来一次精神回望，留住了那份人性美和人情美，营造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也是作者创作《边城》的动机所在。但文本世界的边城与现实的边城已经大不一样了，正如作家汪曾祺在《又读<边城>》一文里所说，“《边城》所写的那种生活确实存在过，但到《边城》写作时(1933—1934)已经几乎不复存在。”^（15） 但对于已不存在的边城生活，作者并没有简单用一幅笔墨来再现他记忆中的湘西社会图景，而是用两套笔墨来描摹边城世界理想与现实的两个面。“可以说《边城》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为什么要浪漫主义，为什么要理想化?因为想留住一点美好的，永恒的东西，让它长在，并且常新，以利于后人。”^（16）作者为何一方面极力讴歌边城世界的人性美和牧歌色彩，另一方面却用现实理性的笔墨暴露边城人们并非重义轻利，甚者还为撑船老人、翠翠等一个个安排悲剧的命运？小说文本前后矛盾表明了什么？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边城世界尽管表面上洋溢着牧歌和浪漫色彩，如文中所说，“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边城》但翠翠父母的惨烈、杨马兵的凄苦、撑船老人的死亡、翠翠的爱情悲剧，还有吊交楼妓女的非正常生活，无不让我们感受到边城世界矛盾性与非理想性。正如研究者魏家文所说，“实际上, 对主人公悲剧性命运的安排反映了作家思想上的矛盾。”^（17）在理想与现实、人事与天命、情感与理性等的二元冲突背后，深层次折射出作者内心的矛盾和忧患意识。

作为湘西世界的叙述者、歌者，无疑湘西世界凝结了作家沈从文的人性理想和批判意识。正如他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里面供奉的是‘人性’”。^（18）而“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9）《边城》作为作者湘西题材最具代表型的作品，将作者的人性理想得以充分表达。翠翠的美丽和灵秀，撑船老人的质朴、勤劳、善良，傩送的聪明英俊、重情重义，不为金钱物质所动的高尚品质，还有掌水码头顺顺的慷慨仗义、乐善好施等，尤其在小说主要人物撑船老人、翠翠、傩送等人身上，灌注了作者的人性理想，唱响了“生命自为”的理想之歌。相比现代都市世界，作者怀着一股不可言说的温暖和激情，在用他的另一套笔墨在尽情描绘着湘西人生图景。正如他所说，“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来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即或这枝笔如何笨拙，或尚不至于离题太远。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其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边城》题记）从深层次来说，作者在《边城》寄语的理想就是“人性复归”和实现“民族品德重塑”。苏雪林曾说，“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20）但作者在表达这一理想的过程中不由得暴露出内心的矛盾和困惑。一方面作者对现代都市文明下的病态人性充满了厌恶，渴望给所谓的“高等人”建造一个人性范本，另一方面随着现代都市物质文明日益侵染湘西乡村，湘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曾经的朴素和善美也几乎消失殆尽了。正如《媚金.豹子.与那羊》一文中所说，“地方民族的热情也下降了,所有的女人也慢慢的像大城市里的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为无用的东西了。”《长河题记》甚者提到“‘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在城市文明进程的洪流中，古老传统的湘西也无以幸免，被这种“异己”文化逐渐淹没和吞噬，这不由得引起作家内心深处的焦虑和忧患。这些悲怆的忧患意识，在作家其他湘西小说中都可以深切感受到。例如《夫妇》通过青年夫妇野合被现场“示众”这一事件，集中体现出乡下人和城市人一样无味，城市文明破坏了乡村的自然和谐。《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描写了由于官僚文化的入侵，破坏断送了北溪村七个男子固有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好风俗被大都会文明入侵毁灭的故事。“我的月亮就只在回忆里光明全圆。”^（21）为了再现记忆中那个美好的湘西，他用“温柔的笔调”将《边城》写成“一首纯粹的诗”。因此，作者在小说前三节极力描摹边城恬静、美好、和谐的一面，但一写到翠翠、天保、傩送的爱情，矛盾和冲突就慢慢凸现了，牧歌的基调便慢慢被现实消解掉了，最终在多重矛盾的互相作用下酿成了一幕幕悲剧。作者开篇预定的抒情基调为什么会消解掉呢？换言之，浪漫主义为何转向了现实主义？原因大抵在于，作为一位热切关注现实人生的作家，不可能永远沉迷在那些虚无缥缈的梦境中，现实的湘西世界使他始终保持对湘西未来的理性思考。他开始认识到: “生命在发展中, 变化是常态, 矛盾是常态, 毁灭是常态。生命本身不能凝固, 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22）并预感到“边城世界”悲剧性的未来。于是在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现代理性参与下，他在表现边城人的生活时，不可能保持一个纯粹的“乡下人”眼光。他一方面用抒情的笔调极力描绘边城人性图画，另一方面, 面对湘西“乡下人”主体精神的蒙昧和理性的缺失，理智的力量又使他不得不“ 老老实实”地写下去。小说最后,理性战胜了情感, 理想映照出现实，小说的悲剧色彩也就逐步明朗。正如汪曾祺所说，“《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23） 怀旧，体现出作家对故乡美好的山水风貌和人事的追忆和怀念；痛惜，深深表现出作者对故乡社会人情发生的巨大变化而感到焦虑和失望；温暖，正是作者文学理想的集中体现，他为了实现对都市世界进行比照并批判，精心营造自己的“希腊小庙”，为现代人提供了回复自然人性和活泼童心乐园的药方。而悲剧也从某种程度体现了作者“人性乌托邦”的泯灭，撑船老人在现代物质文明和苗汉文化冲突的洪流中被联合绞杀。白塔在风雨交加的夜晚，也轰然倒塌了。象征湘西千年朴素、自然、纯真的社会图景就此毁灭了。虽然小说结尾写到边城居民捐钱重修白塔, 似乎预示着作家的理想在边城仍有复活的希望, 但这种希望已是一种与绝望纠缠着的最后挣扎,就连作家自己也不敢肯定, 正如小说的结尾那样:“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人性复归只是作者的“心梦”，在理想与现实的交织下，作者在理性思维驱使下，不由得又将自己的“心梦”毁掉。矛盾和斗争，一方面破坏了边城世界恬静与美好；另一方面造成了“善”的失落，“美”的孤独，最终化为一场令人感慨和扼腕的悲剧之歌，“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以来整个知识分子群落的精神困境, 因而它的悲剧性就显得格外深厚与悲枪。”^（24）

结语

    沈从文说过，“小说创作应该包含“社会现象”和“梦的现象”两个部分，必须把人事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25） 在梦里潜藏的是作者记忆中的湘西，一个具有人性美、人情美、风物美的诗意世界，而现实就源于隐藏在牧歌背后的矛盾冲突及悲剧。溪水里的涌流，和谐里的斗争。在理想与现实的交织下，作者内心的矛盾和困惑发散在小说中，便衍生出“二元对立”的世界。情爱的斗争，车路与马路，碾坊与渡船的冲突较量，将恬静优美的牧歌世界彻底打碎了。深层次折射出苗汉文化和两种意识观念的冲突与对立。在这个隐藏着矛盾和二元冲突的边城世界里，牧歌的情调注定要被现实击碎的。透过一系列的二元冲突，我们可以隐约地感受到作家深层次悲怆的忧患意识。“人性乌托邦”的寄寓，是作家沈从文常为“人生远景凝眸”和“重造经典”的理想写照。殊途同归。作为活跃于中国三十年代文坛的京派作家，他并没有像鲁迅、老舍那样直面惨淡的现实人生，对愚昧麻木的国民性进行深刻有力地批判，而是用自己独特的关照视角和叙事方式，从故乡湘西世界探寻人类的优秀文化成分并提炼出野蛮、强劲的民族气质，来对抗现代西方文明和都市商业文明对人性的污染。从这一点上看，他并非是一位不关注社会民生陶醉在自我情调里的作家，他同样对社会问题、生命形式有着自己的关切与批判。正如他内心的独白，“名誉、金钱或爱情，什么都没有，这不算什么。我有一颗为一切现世光影而跳跃的心，就很够了。这颗心不仅能够梦想一切，而且可以完全实现它。我爱憎的一切还是存在，它们使我灵魂安宁。我的身体却为都市揪着，不能挣扎。两面的认识给我大量的苦恼，这冲突，这不调和的生命，使我永远同幸福分手了。……坐在房间里，我的耳朵里永远响的是拉船人声音，狗叫声，牛角声音。”^（26）由此看来，作家沈从文所倾心的和憎恶的，在21世纪物质商业文明极度发达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他建构的“湘西世界”让生活在后工业社会的人们看到了人性的一片净土和全然有别于都市人生活方式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并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湘西世界”这一瑰丽多姿的文学世界蕴含的梦与理想正是孤独压抑的现代人灵心放飞的世外桃源，他们期望的“梦”也许与作家有着不可言说的共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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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龙慧萍《他者的本土——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湘潭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3月 第32卷第2期

23、凌宇《沈从文传》东方出版社  2009.07.01

注释：

   （1）龙慧萍 《他者的本土——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湘潭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3月 第32卷第2期 P114页

   （2）洪耀辉《论沈从文乡土小说中的湘西世界》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4年第6期/ P94 页

   （3）（17）（22）（24）魏家文 牧歌隐藏的矛盾及其悲剧性——重读沈从文《边城》 探索与争鸣 理论月刊2004年第6期 P127 P128 P129页

  （4）《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十年》（修订本）钱理群、温儒敏等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213页

   （5）（6）（18）（19）沈从文: 《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选集》 第5 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P228、P231页

   （7）（8）赵园 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  文学评论 1986/06 P52 P55页

   （9）杨利香 试析《边城》中的人文精神及启示  读写与杂志  第11卷第10期  P18页

   （10）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文学季刊 1935年6月2卷第3期

   （11）（12）《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 凌宇 文学评论　2002 年第6 期  P6 P7页

   （13）周纪焕 沈从文《边城》悲剧成因新探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 2005年12月第5卷第四期 P65页

   （14）李新民 “身份”危机与民族寓言——全球化语境下重读《边城》 小说评论 2007/03 P68页

   （15）（16）（23）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之又读《边城》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0）苏雪林《沈从文论》 原载《文学》，1934年9月，第3卷3期

   （21）沈从文.《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之《由达园致张兆和》【M】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04

   （25）沈从文：《短篇小说》 载《沈从文文集》第12卷，P114页

   （26）凌宇《沈从文传》之第六章《海边的孤独》东方出版社  2009.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