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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级别：独家授权与委托
作品类别：国际论文网-社会经济论文
会员：suyu
阅读： 次
编辑评分： 3
投稿时间：2018/10/11 10:45:33
最新修改：2018/10/11 10:45:33
来源：小品剧本网www.xiaopinjube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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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名：《对生态危机的经济哲学进行研究》 |
| 【原创剧本网】作者:网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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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态危机的经济哲学进行研究
生态危机表征了主体性的人对作为客体的自然所进行的压榨与盘剥。从本质探究，追求财富“欲望”的张扬是现代性发育的基石，也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核心程式。因此，透视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要将人的财富欲望纳入到历史的通道作为反思的起点。由追求财富的欲望所牵引的世俗化运动激发了对商业精神的推崇，货币和资本成为带动社会运转的风轮，一切都在利润的风向标下进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激发了会计核算，使经济理性成为整合人们思想的意识形态，并由此维持对现行经济社会关系的肯定; 追求财富的欲望和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合流，促进了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运用，产生了科学理性，技术的高效性成为人类控制自然的关键性力量;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为生产而消费的经济模式，导致脱离了使用价值而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消费，并使之成为一种暴力，即消费不是出于需要的本能，而是理性设计的产物，“生产—消费”频率的加快，加大了对自然资源的损耗，是生态危机产生的 “动力机”。自然是人们开展经济活动的前提，追求财富的 “欲望”推动了对自然的索取和压榨，这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并进而产生生态危机。
一、经济理性:生态危机产生的意识形态根源
现代社会是一个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亚当·斯密 “国富民强”的经济构想使得 “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成为社会运转的轴心。那些努力改善自身生活状况，尽可能获取最大的利润的人被现代经济社会定义为驱动社会发展的“经济人”，获得了现代人的普遍共识。自由的市场竞争体系颠覆了传统社会以等级制度和政治权力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使货币和资本成为分配社会资源的尺度。世俗的财富欲望扬弃了以德性为基础的希腊精神、以权力为基础的罗马精神和以神性为基础的基督精神，推出了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精神。追逐财富的欲望是商业精神的始基和原动力，商业精神的盛行催生了一种以 “理性”为特征的经济秩序。对财富的追逐不再是传统社会那种通过抢夺或劫掠的野蛮方式，而是通过自由生产和交换的互利互惠，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正当的企业运作追求利益，能否抓住商业机会成为决定企业生死攸关的重要因素，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在一个具有完全资本主义秩序的社会中，任何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如果不能抓住机会获取利益，那么它注定要破产。”
竞争的巨大压力，使得破除传统社会那种以宗亲和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让货币和资本可量化的经济理性主导社会秩序，成为现代社会良性运转的客观诉求。在会计核算的规则下，尽可能多赚钱的观念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和转化，使经济理性由此获得了价值观上的普遍性并进而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以计算为核心的经济理性渗透于社会的各个环节，把人对利润的追求提升为一种现实存在的本质性规定。这种意识具有整合人们思想的强大力量，并以此维持对现行经济秩序的肯定。
在伦理和价值观念中，获取最大利润的经济理性取代了传统社会对良好德性的追求，成为一种新的 “至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理性成为一种工具，人们为了实现财富欲望用它来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发现合适的资源，为保证人们获得足够的物质利益产生了控制自然环境的诉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谈到: “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 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 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 ( 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 服从于人的需要。” 经济理性导致了 “效率至上”。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专注于获取最大化利润的目的理性，“是否正确”被 “是否有效”的标准所取代。效率至上作为衡量一切行为的标准，渗透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这样一种无形而有效的控制，一直内化为个人的心理。
经济理性把本来属于社会和历史范畴的东西抽象出来，最终演变成数学意义上的计算，即 “资本核算”: “资本核算 ‘形式上最合理’的方式是这样一种方式:人和他的 ‘目的’只是作为计算收益和利润的几率时的变量而进入其中的。在这种形式理性中，数学化达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可以去计算对生命的真正否定。”“效率至上”是一种目的理性，这种思维逻辑将重心锁定在 “效益”上，生态与环境是一个被忽略的命题，任何企业都只对如何获取利润感兴趣。市场占有率是考核企业实力的重要变量，提高市场占有率意味着企业要尽可能的扩大生产规模，而这会增加对原材料的需求，加大对自然的索取和破坏。在实践中，有多少森林被作为原材料而被砍伐? 有多少山川湖泊因为滥用水资源而遭断流? 获取最大的利润意味着最小的成本，作为公共产品的生态环境，比如空气，在经济理论 “市场失灵”的保护下而不被关注，于是将污染随意排放到大自然中就成为企业的理性选择。经济理性导致了价值评判的单一性。它只关切收益大小的经济指标，而不关切其伦理意义，它把价值判断从传统的 “理性”概念中清除出去，使之成为“有效性”的代名词。
效益成为绑架一切的标准，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被这一思想所塑造，从而导致看待问题的片面化和狭隘化。它执著于抽象的数学形式，排斥来源于历史、社会和伦理上的价值判断和哲学反思，把一切否定性的东西排斥在外，只有可以计量的东西才能纳入到经济分析的框架中来。在经济学的理论视阈中，生态曾经是与生产和交换无关的变量，20 世纪中叶以后将生态看成一个经济代价(成本)问题。科斯由于设计出解决公共产品 “市场失灵”的产权理论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只要界定产权，使产权清晰，就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然而用经济理性来解决环境问题并不能奏效，现代社会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早已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定界，污染的排放者和承担者可能根本不在一个时空坐标内，产权归属很难界定，碳的排放权在当今难以实施下去就证明了这一点。
二、科技理性: 生态危机的技术力量
科技理性源于人们征服自然的欲望，但在近代资本主义追逐财富欲望的驱使下，与经济理性合流，在人类控制自然的进程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成为现代性语境下人类作用于自然的主轴，是生态危机的技术力量。科学理性作为生态危机的技术力量，源于追求财富的欲望促使科学对技术的转化。在以德性为至高的 “善”的古希腊时期，知识是一种高贵典雅的诗性智慧，柏拉图等哲学家认为技术会败坏人的心智，从而反对将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近代以来，科学的 “祛魅”解开了套在人心灵上的枷锁，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得到了认可与鼓励。 “知识就是力量”，意味着科学知识将成为征服自然的“利器”，也是人对自然的宣战。笛卡尔的 “我思故我在”，寓意“自然”已在主观性的反思哲学中成为 “思中之物”，自然无所谓规则，更没有秩序，而是一堆可以被改变的被动性质料。因此， “征服自然意味着，自然是敌人，是一种要被规约到秩序上去的混沌;一切好的东西都被归为人的劳动而非自然的馈赠，自然只不过是提供了毫无价值的物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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