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从消费经济理论发展历史源流看居民消费率的提升策略

    一、消费经济理论发展历史源流

    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消费经济始终作为该学科的基础理论单元而备受学者重视。1776 年，批判总结近代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的《国富论》出版问世，作者亚当·斯密认为“消费是一切生产的目的和终点，消费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方式”、“消费决定个人的效用水平，因而与社会福祉紧密关联”。在亚当·斯密之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通过社会观测而主观判定“消费多少取决于实际收入，消费随收入增长而增长，收入增加量高于消费增加量”，这一表述被称为消费基本心理法则，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基石。20 世纪40 年代，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通过解构美国19 世纪的国民消费和收入数据，发现长期消费和收入的比重关系是相对稳定的，边际消费递减趋势只存在于短期状况下。1926 年，从反思凯恩斯消费经济理论出发，美国经济学家费雪认为消费取决于人一生各期的收入和利率水平，消费的贴现值等于收入的贴现值，消费者究竟选择“寅吃卯粮”还是“量入为出”取决于其不同时期的消费偏好;1949 年，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提出“消费是当期收入、消费习惯、周围人消费水平等因素的综合函数”、“消费习惯带来的消费惯性被称为‘棘轮效应’”、“效仿周围人消费水平的行为称为‘示范效应’”。

    经济学家莫迪格里亚尼从费雪的跨期消费选择理论中得到灵感，提出“人倾向将一生的收入高峰和低谷进行转移以平滑消费”，这就是消费的“生命周期假说”;弗里德曼继续补充“可以持续到未来的收入能够增加消费、暂时性收入为消费者提供储蓄和借贷便利”的“永久收入假说”;罗伯特·霍尔认为在“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能够成立的条件下，消费时间序列是随机游走的，因为理性预期会使消费者不断修正消费水平，只有意外事件才会导致消费大起大落，而意外事件是随机的。然而，随后的一系列实证检验证实，消费的随机波动性远小于现实的收入变动影响，更符合实际的消费模型有待建立。

    20 世纪末和21 世纪初，以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为代表的新消费经济理论逐渐得到主流经济学界的认同。预防性储蓄理论指出“消费者倾向于在不确定情况下谨慎消费，以额外储蓄来应对不确定情况的发生”、“效用函数对消费的三阶导数大于零”;流动性约束理论是指消费者由于收入较低而不能或很难通过金融手段来获取消费能力的现象，消费者的消费数量不仅是其收入的函数，同时也是其现有资产规模的函数，资产规模越小，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就越大，通过借贷和提取金融资产来补充消费能力缺失的难度就越大。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由于和现实消费行为契合较强，具有普遍的政策实践研究价值。

    二、中国社会消费率变化趋势

    从宏观层面考察一国经济的实际消费状况，可选的较为适宜的指标是“最终消费率”，即一国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终消费率还可以区分为居民和政府最终消费率。我国1978 年改革开放至2014年全社会的最终消费率变动情况。整体而言，我国社会最终消费率在近三十年呈现出整体下降的发展态势，而将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区分来看，近三十年政府消费率始终保持在15% 左右，波幅相对稳定;居民消费率则连年走弱，从1978 年接近50%到2014年不足40%，消费体现出的“国进民退”现象十分突出，居民消费率的持续走低是我国全社会消费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1978-2014 年，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率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发展态势，1992 年，城镇居民消费率开始超越农村居民消费率，至2014 年，城镇居民消费率29.40%，农村居民消费率8.52%，城乡间巨大的消费水平差异决定了我国居民消费率的整体走低，即广大农村地区消费水平的连年疲软导致我国社会居民消费率的整体低下，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城乡有区分的经济发展政策在消费传导上已经显示出了不利的一面，城乡经济总量问题得到缓解的同时，结构性问题却日益突出，全社会对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差异的政策关注较为迫切。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地理空间划分来看，最终消费率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布同样显示出不均衡状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最终消费率从1998 年至今始终徘徊在45% 左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最终消费率则分别从1998 年的57%、64% 回落至47%、52%，降幅均超过10%。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消费能力与经济发展程度实现了同步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既定国策在这些地区持续酝酿福利;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西部大开发”经济政策存在的局限和低效，同时“中部崛起”战略政策也具有国土空间经济发展差异日渐扩大的无奈性质。

    三、居民消费率低下的原因

    首先，在预防性储蓄和储蓄目标层面，我国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率走势差异、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率走势差异的最终原因在于预防性储蓄的抑制。如图3 所示，我国国内储蓄率近三十年来持续攀高，在国民消费和储蓄习惯之外，体现更多的是居民对于收入不确定性的担忧，失业、医疗、养老、教育等保障不完善、不充足的社会现实使得落后地区居民“无钱可花”、“有钱不敢花”，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原因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造成了这种高储蓄和消费压抑的现象。

    其次，在收入层面，我国居民消费率整体低下的重要诱因是不断增加的社会收入差距和扭曲的收入分配格局，2015 年，我国官方统计的社会基尼系数高达0.462，说明社会财富大量集中于少数人群，由于同等条件下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富人，造成了社会总体消费量的低下;另一方面，从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来看，我国政府、企业以及个人的财富分配严重失衡，政府和企业的收入不断增加，但这是建立在挤占居民收入的基础上的，这种扭曲的收入配置格局导致居民缺乏具备实际支付能力的消费意愿，相对较高的恩格尔系数也使得非生存类消费很难得到有效提升。

    最后，流动性约束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在对消费经济理论历史演变进行总结时，笔者提及了金融发展落后引起的流动性约束。事实上，在我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本土金融市场、金融制度和消费金融理念的进步都与快速攀升的GDP总量出现了脱节，消费信贷的不完善使得居民的跨生命周期消费很难实现，国外学者的相关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四、提升居民消费率的对策

    (一)从解决高储蓄比率入手

    首先，要降低我国社会畸形高企的全民储蓄率，提升居民的劳动及财产性收入非常必要。一方面，提升我国居民劳动收入占比要依靠政府激励结构的转变，努力促进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发展，在我国全社会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客观现实面前，以“能者多劳、劳者多得”的劳动收入分配思想替代事实上还广泛存在于国企和偏远地区的“大锅饭”收入分配方式，促进民营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另一方面，要提升房地产以外的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以金融财产性资产重构以活期、定期储蓄为主的僵化储蓄格局。

    其次， 完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分配政策也是从收入方面降低高储蓄率的有效措施，这同时也是我国“十三五”时期消费经济改革的重点领域。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农副产品定价机制应尽早提上日程;国有资本的收益分配不应局限于城镇，而应实现全民共享;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应充分考虑东中西部收入差距，考虑城乡收入差距，减轻低收入人群的税收负担;政府和企业部门应降低一次收入比例，藏富于民，在“供给侧改革”的同时提振消费经济。

    最后，解决居民高储蓄率的关键还要仰仗完善的社会基本保障制度。在“十三五”计划中，国家要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城镇职工医疗基本保险、城镇居民医疗基本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应共同推进、共同对待;在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方面，要在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础上，为之创造获取劳动收入的经济环境;在对待全国社会保障资金的安全性和充足性方面，以多渠道引进和多角度监管确保资金的及时和有效利用。

    (二)从解决流动性约束入手

    深化消费金融制度改革是解决我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流动性约束的主要发力点，通过完善我国目前的个人征信体系和在落后地区进行小微消费金融改革，居民跨时期消费的财富平滑作用才能得到有效发挥。从我国消费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角度来看，目前东部发达地区的消费金融改革已经具备了一定成效，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崛起使得小贷、短贷等个人信用消费日渐成熟，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对于部分中部城市而言完全具备借鉴意义。当然，解决流动性约束要建立在居民增收和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基础上。

    (三)从结构性消费优化入手

    提升居民消费率还要从优化居民消费结构入手，2014 年我国城镇及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5% 和37%，说明我国居民收入支出中的大部分还停留在保障基本生活方面，从侧面反映了居民实际消费能力的低下。从源头来看，在低收入的现实原因以外，部分刚需产品如住房等价格虚高造成的居民消费无力和消费转移也压抑了整体消费率，因此，政府的消费经济政策不应着眼于消费总量，还应关注于完善刚需品调控政策、缓解居民消费压力在内的结构性问题，以健康有序的居民消费结构保证消费经济总量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