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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级别：独家授权与委托
作品类别：国际论文网-社会经济论文
会员：suyu
阅读： 次
编辑评分： 3
投稿时间：2018/11/6 11:40:01
最新修改：2018/11/6 11:40:01
来源：小品剧本网www.xiaopinjube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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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名：《浅析现代政治经济学重大前沿问题的理论线索与研究思路》 |
| 【原创剧本网】作者:网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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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现代政治经济学重大前沿问题的理论线索与研究思路
自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以来，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都遭受到来自内部的质疑与外部的挑战。联合生产的“负价值”、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价值转形、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经济长波、机会公平、国际不平等交换和虚拟经济等问题不仅在社会实践中举足轻重，而且每一个问题都关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是否成立。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外学界围绕着这些问题已经进行百余年和跨世纪的辩护性与批判性争论，至今仍难达成共识。
为此，对于这些现代政治经济学重大前沿问题，我们从价值理论的新理论探索、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收入分配和国际交换中的不平等性以及虚拟价值的宏观经济框架四个方面，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做出符合现实的新解释，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国际化、现代化和中国化发展的需要，对于解决全球共同问题、指导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这样的理论使命与现实背景，本文将围绕现代政治经济学这些重大前沿问题进行理论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研究思路。
一、关于价值理论的新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
价值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在现时期，却面临着来自理论与现实的共同挑战：一是关于“斯蒂德曼诘难”与资源环境的劳动价值之论争，如何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对污染物定价给予合理的解释，不仅是理论创新之需要，更是现实之诉求;二是关于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的争论，这一争论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而且这一争论旷日持久，至今仍未达成共识，被誉为“世纪之谜”，也成为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重大难题之一;三是价值转形理论的动态化探索，价值转形是马克思价值理论与生产价格理论中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问题的研究，不仅是解决转形问题，回应“百年之争”，发展和完善劳动价值理论的需要，也是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现实所需。
(一)关于“斯蒂德曼诘难”与环境领域“负价值”理论
在理论上，英国经济学家斯蒂德曼以联合生产条件下存在负价值和负剩余价值为名，认为正利润可以与负剩余价值同时存在，从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定理”，否定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性。
从现实来看，尽管生态环境问题使得可持续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环境污染治理最为重要的污染定价问题却一直未得到解决，尤其是，如何基于劳动价值论给出说明与解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面临的重大现实挑战。
学术界面对来自这两个方面的理论质疑与现实需要进行了种种的理论讨论与创新性研究。
一是“斯蒂德曼诘难”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他们纷纷对斯蒂德曼所谓的“负价值”提出质疑和批判。如置盐信雄、森岛通夫、伊藤诚、白暴力、张忠任、余斌、冯金华等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联合生产中的“负价值”问题，对“斯蒂德曼诘难”展开了批评。综观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虽然理论界提出了许多新的见地，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在改变“斯蒂德曼诘难”原假定的新认识，没有脱离斯蒂德曼的分析框架，以致仍然无法真正破解这一“诘难”。
二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论是要创建资源环境价值理论，解决其定价问题。但是，由于在西方经济学框架下，资源环境具有外部性，市场不能形成均衡的环境价格，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下，资源环境是非劳动产品，必须从劳动价值理论以外来分析和研究其价值问题。为此，自20世纪70年代起，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关注生态问题，并形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些研究多数是在哲学框架下进行的，从经济学视角的研究虽然也有进展，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逻辑下，对于资源环境进行量化性的解释尚显不足。
这样的理论与现实背景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必须对这些重大的前沿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创新性研究和新的实证分析。为此，我们尝试作了如下几个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
首先，富有创建性地提出并建立了资源环境领域的“负价值”理论。我们认为，就斯蒂德曼“负价值”的理论逻辑而言，没有什么研究价值，因为两种联合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总额如何分配的问题，终究还是取决于市场的配置，与劳动价值理论是否科学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就“负价值”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却具有极强的经济学价值，它可以为我们研究资源环境经济学提供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持。因此，我们认为破解“斯蒂德曼诘难”最好的方式是从联合生产条件下的“负价值”概念中挖掘真正的科学内涵，为环境经济学提供价值基础。
为此，我们先是承认联合生产中“负价值”的存在性，但将其限定在产生环境污染的联合生产之中，以此作为破解“斯蒂德曼诘难”的突破口。同时也赋予环境领域的“负价值”以新的内涵，即“负价值”作为副产品存在于联合生产中，具有负使用价值(即污染物)，是与正使用价值(有用物)的价值相对应的一种价值损失，并且由生产和净化这一副产品所需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我们还进一步认为，如果人类的生产活动都将资源环境纳入其中，作为社会生产活动的基本约束条件，那么，“负价值”这一理论也具有一般意义，即在人类的任何生产活动中都存在“负价值”的问题。
这一研究无疑对拓展劳动价值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增强了劳动价值理论在现时期的解释力。
其次，为污染物定价权提供了理论根据，摆脱了污染物定价的劳动价值论的困境。在对“负价值”进行重新界定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作为一种价值损失，“负价值”量的大小与一般商品价值量的决定一样，也是由净化或消除这一负使用价值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显然，“负价值”量的决定就和联合生产(包括生产过程和净化过程)的劳动生产率以及需要处理的污染物的数量紧密相关。这就解决了劳动价值论中关于负使用价值(污染物)的定价难题，为环境经济学中污染物的定价找到了价值基础。
再次，将“负价值”理论运用于绿色技术分类、产品定价和绿色经济核算等领域，提出诸多创新性观点。根据“负价值”理论，我们将资本有机构成分为环境破坏的资本有机构成OED、环境友好的资本有机构成OEF和环境改善的资本有机构成三种类型，为技术分类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提出从整个社会来看，污染治理所耗费的劳动越多，产品的价值量越大，以此核算的社会总产品价值或经济总量就越大。据此，我们认为传统的GDP核算存在缺陷，应该将环境成本核算纳入绿色GDP的核算当中。
最后，针对环境领域的“负价值”理论结论与应用展开经验研究和实证分析。我们分别从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和社会层面，即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通过经验研究与实证分析，论证了污染负价值的存在性、污染物排放权定价以及绿色GDP核算与负价值的关系。这不仅证实了我们的理论研究结论，也开启了劳动价值理论以及“负价值”理论的实证研究之门。
(二)关于“世纪之谜”与商品价值量的变动规律新解释
我国学者对“世纪之谜”与商品价值量的变动规律问题的讨论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类： 一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成反比理论产生质疑，提出成正比的观点。比如，孙连成、叶航、李翀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商品价值量的变动规律进行了研究，质疑地分析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反比命题的局限，并有条件地提出了成正比的观点。但是这些研究结论主要还是在改变“世纪之谜”的部分原假设的基础上得到的，分析逻辑和框架依旧局限在马克思原有的逻辑思想中，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
二是继续坚持成反比理论，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经典成反比命题并没有错，无论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是由何种因素引起的，“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总是成立的，如吴宣恭、李慧中、白暴力、林岗、张衔等或维护或有条件地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成反比理论。
三是尝试从创新视角破解“世纪之谜”。例如，程恩富和马艳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中引入劳动的主观条件、张忠任从“期差性”理论、孟捷从论证劳动与资本在价值创造中可能存在正和关系、王朝科从构建成反比理论的标准表达式等各种新视角、新理论，对“世纪之谜”进行了创新性研究。这些创新性研究在不同程度上深化和丰富了“世纪之谜”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我们认为学术界关于破解“世纪之谜”的讨论，无论是对原假设的拓展还是另辟蹊径的创新性研究，都存在一个对于现实背景条件的充分假定。诸如经典的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同类同质商品、单一生产背景下的理论结论，而现代的理论探讨则都是以垄断竞争和联合生产为常态，以同类异质商品是主流商品为背景条件。这样，在一个现实的背景条件下去维护经典理论的原结论或者进行理论创新也就不很恰当。
为此，我们尝试在现实经济条件发生新变化的条件下，对经典理论进行一些新的探索。
首先，基于竞争与垄断背景下的探讨。我们认为，当市场由竞争转向垄断时，行业由少数大企业独占，竞争状态下数量众多的原子型企业形态不复存在;受制于技术、资本、劳动力等垄断，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一种劳动的差异化情况开始普遍化;垄断状态下会出现垄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竞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且二者很难进行转换和均等化，这些新变化使得竞争条件下马克思关于同一部门、同一劳动、同一时间的原假定条件都不再成立，那么垄断状态下可能存在成正比、成反比、不确定三种状态。在垄断状态中，垄断企业也可以凭借垄断地位制定垄断高价使得成正比关系成立。因而，在垄断状态中，在成反比关系存在的情况下，成正比关系成为一种新常态。
其次，基于同类不同种商品视角下的分析。所谓的同类不同种商品是指用途一致，但功能有所差异的商品的集合。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同类不同种商品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就成为一种商品形式的常态。以不同种商品，以及生产不同种商品的不同劳动为基本出发点，我们所面临的分析对象也就完全剔除了同类同种商品，演变为同类不同种商品。因此，同类不同种商品的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究竟成反比还是成正比就取决于劳动主观条件和劳动客观条件如何变化。在只有劳动主观条件变化，以及劳动主观条件与劳动客观条件同时变化且劳动主观条件的变化幅度大于劳动客观条件的变化幅度这两类情况下，可以得出成正比的结论，这也为“世纪之谜”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再次，基于联合生产条件下的探究。在当前经济活动中，“单一生产”的原假定条件难以符合现实条件，因为一个经济过程往往伴随着多种产品产出。比如在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同一生产过程中不仅仅产出经济物品，也会伴随着污染物等副产品的产出。若固守于“单一生产”的假定就难以科学探究环境领域价值量的变动规律，因此，有必要将“单一生产”这一假定条件拓展为“联合生产”。在“联合生产”的假定条件下，我们发现：如果对污染物进行清除，则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有可能成正比;如果不对污染物进行清除，则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如果在绿色技术进步条件下，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也是成反比的。不难发现，后两种情况的价值量变动规律均与“单一生产”的情况类似，当然，在这里我们并未细分劳动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如何变化。
最后，我们首次利用新的计量方法对商品价值变动规律进行了实证分析。学术界大多从理论层面对“世纪之谜”进行探讨，还没有从实证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我们对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中的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将计算机与电子行业、石油与煤炭行业、烟草行业分别看作是这三种市场结构的代表性行业，从实证结果来看，这三个行业中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分别是完全成反比、成正比和反比皆有可能、完全成正比，这与我们理论分析的结果相一致，这使得我们的研究更加严谨。
(三)关于转形问题“百年之争”和动态转形模型的实例演示
从理论上来看，转形问题是自《资本论》第三卷出版百余年以来，围绕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问题所展开的争论。这些争论可以概括为古典解法、新李嘉图主义解法、新解主义解法、TSS学派、中国解法等五大解法，可归纳为计量单位问题、伪问题等七大焦点问题。转形毕竟是一个从价值到生产价格转化的动态过程，近年来，在转形问题的研究和争论中，一些学者通过引入时间因素试图将转形动态化，从而得出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过程。这些学者包括森岛通夫、置言信雄、克里曼、丁堡骏、张忠任、吕昌会以及冯金华等。但这些关于转形问题的研究和争论对转形的动态过程仍缺乏深入的研究。因此，百年来的争论并未能够达成共识，争论仍未终止。
从现实来看，转形问题的研究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是在西方经济社会风起云涌，西方经济理论派别林立却存在根本缺陷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必须从基础理论创新入手，增强现实解释力及其实际应用。而价值转形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基础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创新的最佳切入点。
二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是要有一套健全的商品价格体系。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处于不断完善中，在价格形成机制上，借鉴西方经济理论中合理成分的同时，亟须完善马克思的价值转形理论，以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以市场主体竞争关系为动力机制，建立一套反映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
三是加快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也需要对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进行探索，动态转形理论研究可以为产业结构变迁提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支撑。
然而，从现有研究来看，尽管百年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一直争论不断，但始终难以脱离静态分析的视角。也有很多国内外的学者将时间因素纳入转形问题的研究当中，试图使转形问题的研究动态化。尽管他们对此做出了大量的贡献，但是我们认为，动态的研究并非仅仅将时间考虑在内，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转形的具体过程或者平均利润率的具体形成机制及其对转形结果影响的研究。
鉴于此，我们构建了动态价值转形模型，进一步完善动态价值转形理论，并将其延伸至仿真模拟和实证性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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