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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级别：独家授权与委托
作品类别：国际论文网-文化艺术论文
会员：su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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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评分： 3
投稿时间：2018/11/21 11:03:21
最新修改：2018/11/21 11:03:21
来源：小品剧本网www.xiaopinjube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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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名：《分析《史记》语言的继承性和当代性研究》 |
| 【原创剧本网】作者:网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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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史记》语言的继承性和当代性研究
《史记》以纪传体的方式记载了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本文将从语言系统和文本语言形态两个角度来阐释《史记》语言对先秦语言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史记》语言在西汉的时代性。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我国的汉语史分期也呈现不同状态，目前主要有王力的“四分期”、唐作藩的“五分期”、吕叔湘按照“文言”和“白话”为标准划分的“二分期”三类，除此之外，太田辰夫、潘允中等对汉语史分期也有不同的见解。由于吕叔湘的“二分法”过于笼统，本文不予考虑。目前学界较为认可的是“以东汉为界，把西汉列为过渡期和参考期，把古代汉语分为“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两大块，以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为中古汉语时期，从词汇、语法上看都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是上古期和中古期的过渡阶段，这个过渡期的语言处于上古汉语的末端和中古汉语的开端，但是和中古汉语相比又更偏重于上古汉语。因此，司马迁所处的西汉语言正处在一个变革期，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特点。换言之，处在过渡期的西汉语言其实是对西汉前，也就是先秦语言系统的继承与发展。然而，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现如今已无法得知当时语言的全部面貌。但是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是语言的载体，语言的形态及其变化往往呈现其中。此外，自草昧初辟以迄战国末年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文学与其他形式的语言活动，甚至与其他领域的社会实践活动，仍处于浑然未分的状态。由于文学是语言的一种表现方式，那么从文学文本资料入手就能发现其语言的形态及变化。
《太史公自序》中记载，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作太史令后博览群书，“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吸收史传、诸子散文大支各家之精华，采纳百家之长，融会贯通，成就自己“一家之言”。由此可见司马迁古文功底之深，所见文本资料之全，在此基础之上他根据自己叙史和当时社会现实需要，对古典传统的书面语进行了改造。根据目前现有的文献资料看，上古时期的语言体系中先秦语言有着不同的语言状态，呈现出“甲骨文—金文—《尚书》”和“《左传》之后文学文本”这两种不同语言的形态变化，司马迁针对这两种语言形态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甲骨文—金文—《尚书》”这一脉语言简洁质朴，古奥难懂。据考察，甲骨文是中国最早最古老的文字，其“甲骨卜辞”是现今所知的中国最早的语言活动记录，是商周时王族刻在龟甲、兽骨或者人骨上的占卜记录。甲骨卜辞是一种宗教话语记录，是记言性质的文献资料，大多数的卜辞语言简单质朴。由于是王族占卜所用，其语言所呈现的内容具有局限性，一般都是关于祭祀、征伐、王事等的记载。其格式呈现出程式化特点，一般由叙辞、命辞、占辞和验辞组成，其中命辞最为重要，不可或缺。金文又指铭文，是古人在青铜器上加铸的文字，多记录铸造该器的原由、所纪念或祭祀的人物等。金文自商朝出现，兴盛于西周。最初在青铜器上只刻一些纹饰，后来才出现文字。周武王灭商后，接受了商文化，周平王迁都洛邑后，接受了商的造字，商周文化融合，所以现今我们所看到的周的金文和商的甲骨文无论是结构还是词汇上都几乎相同，只是金文在记事上更加详细。
甲骨卜辞宗教迷信意味浓厚，记事不完备。金文中虽有一些较长的记事，如近五百余字的毛公鼎文，但其文学性不高。而《尚书》的出现初步奠定了史籍的成熟。《尚书》即上古之书之意，主要记载夏商周时期典、谟、训、诰之类的文献，从文体上可以说是一部记言之作。其文字古奥迂涩，诘屈聱牙，其中《盘庚》《无逸》《秦誓》三篇，叙事相对完善，具有文学性，对后世散文有一定影响。这一脉的语言虽说诘屈聱牙，古奥难懂，但却涵盖着夏商周时期的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所以司马迁便对其进行了翻译改造，形成了《史记》中浅近典雅的文言文。
王念孙《读书杂志》记“史公述《尚书》，每以训诂之字相代。”冯班也持相同看法，在《钝吟杂录》中论道: “尚书多古语，不易通，迁所载颇易其文字，即太史公之《书》传也。”司马迁对古文或直译或意译，将其改西汉今文，《尚书》、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所载皆是夏商周及以前史事，故此类改造在《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中所见甚多。如《尚书·尧典》中“汝陟帝位”和《史记·五帝本纪》中“汝登帝位”，司马迁改“陟”为“登”。“陟”《说文解字》解为: “陟，登也。从阜步。”《尔雅·释诂》释为“陟，升也。”而“登”《说文解字》解为“登，登上车也。”段玉裁注为“引申之凡上升曰登。”从段注“登”即为“升”，《尔雅·释诂》释为“登，升也”来看，古文“陟”与今文“登”字均有“升”之意，将其译为“登”更易理解。再如《尚书·尧典》“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史记·五帝本纪》改为“信饬百官，众功皆兴”。《尚书·尧典》中的“允”“厘”孔传释为: “允，信; 厘，治。”《说文解字》释“允”为“允，信也。”《尔雅·释诂》释“允，信也; 允，诚也。”“厘”，《说文解字》释为“家福也。从里声。”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解释说“有假厘为理者。尧典允厘百工是也。”其说是将“厘”假借为“理”“治理”之意。《尔雅·释诂》“庶，众也。”“绩，功也。”“咸，皆也。”《说文解字》“庶，屋下众也。从广炗。炗，古文光字。”段玉裁注中解释“光”众盛之意，故“庶”即“众”;“绩，缉也。”段注引申为“绩，继也。事也。业也。功也。成也。”“咸，皆也。悉也。”通过各个词汇间的联系，将晦涩难懂的古语翻译成浅显的今语，实现其转换。
司马迁除了借用翻译外，还通过对古今异体字的转换，来达到古今转换，比如“岳”和“嶽”二字，属于古今异体字。《尚书·尧典》中采用“四岳”，而《史记·五帝本纪》中则改用“四嶽”。还有《尚书·牧誓》“昬棄厥肆祀弗答”和《史记·周本纪》“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中的“棄”与“弃”是通过繁简字体的转换来达到翻译的目的。张舜徽对司马迁对《尚书》古语的改造解释得更为直观，其在《广校讎略》中指出“太史公所采《尚书》，率以训诂代经文，犹今日之翻译，在当时固尽人能之，至今日犹浅明易了，为功于天下后世甚大。所贵乎有编述之书者，以此耳。今观《太史公》所载《尚书》文字，如《五帝本纪》之引《尧典》，《夏本纪》之引《禹贡》《咎繇谟》……莫不代奇辞以浅语，易古文为今字。其于《左传》《国语》《礼记》《论语》之属，靡不皆然。取三代古书一变而为汉人文字，且悉符于雅训，而未尝逞肊见以离直，虑周思密，最为谨严。”
相对于古奥难懂的《尚书》一脉，《左传》之后文学文本这一脉的“古白话”语言就显得浅显易懂了。《左传》之后有《战国策》以及诸子等语类散文，其语言愈加由繁到简，由于各书所侧重不同，其文体和语言特色也不同，故司马迁《史记》对其的借鉴也不同。
《左传》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叙事作品，“情韵并美，文彩照耀”，是先秦史传作品的高峰，对后世史传散文起到典范作用。《左传》内容丰富，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间鲁国及其他国家的主要事迹，其中还包含着春秋时期风雨人物的记载，如叱咤风云的“春秋五霸”，治世能臣郑国子产，齐国晏婴等，同时还有拯救国家于危难的平民智士曹刿、烛之武、申包胥等。在《左传》之前，史书所记载的无不是统治者，并且处于高位主导着人的活动，而《左传》中是将人作为主导，其中还不乏对下层人物的记载，这种转变更成为司马迁《史记》为穷巷阖闾之人记传的先例。虽然《左传》是记事之史，但其所记的行人辞令，理富文美; 人物语言无不彰显人物的个性及精神面貌; 叙述语言浅近平实，还多用比喻，其语言特点被刘知几概括为“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其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左传》中所述大小征战无数，但其战争大多描写双方的战前对比，如战略战术、对阵等，少血腥场面的描写。司马迁《史记》战争描写继承了《左传》的写法，少见血腥，多见于计策谋略，同时还在战争描写中树立鲜明的人物形象，达到“藉人以明史”的目的。除此之外，《史记》也借鉴了《左传》“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以及“君子曰”的表达方式。《左传》中“攻”“伐”“侵”“弑”“杀”等词的运用大都有其含义，而《史记》也借鉴了此写法。同时“君子曰”的形式启迪了《史记》中“太史公曰”，便于司马迁发表自己的看法。
《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以及言行活动，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与风貌，将其以名利为依归的世态揭露无疑。比如策士苏秦游说秦国失败之后，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的态度和而后他六国封相时“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嫂蛇行匍匐”的前后对比，揭示了当时世人以名利为依归的丑陋心理，故《史记》在刻画战国策士形象时突出了其对“名利”的追求。与此不同的是，他又根据自己的史观，将其与“义”结合，将其刻画成符合自己社会理想原型的人物，其游说语言更是铺张扬厉，气势磅礴。《史记》对于诸子等语类散文的继承主要是在于语词的运用上。儒家尊礼，主张“礼、乐、仁、义”，强调君臣父子关系，故其在《孔子世家》中多用“仁”“礼”等词，还引用孔子的原话以及其学生的言语行为来表明孔子的学术观点，塑造孔子形象。
《史记》的语言形态并非只借鉴一种文本语言，而是对各种材料语言的综合运用，主要是综合《左传》《战国策》《国语》等资料，按照自己的历史观对其扩写编纂。比如《史记·晋世家》对骊姬害申生一事的描写，就是融合《左传》《国语》《公羊传》等史料再创作出来的。在《左传》的记载中，仅仅用寥寥数语就描绘了骊姬用计毒害太子申生的事件始终，在晋献公发现肉中有毒时仅用数字来写骊姬的动作“姬泣曰: ‘贼由大子’。”而在《史记·晋世家》中，司马迁则综合了各种材料写道“骊姬泣曰:‘太子何忍也! 其父而欲弑待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寥寥数语，骊姬已将罪名扣向太子申生，同时还将太子申生塑造成一个弑父不仁之人，使得父子之间产生隔阂，使太子申生欲辩无言。
由此可见，司马迁《史记》的语言是对先秦语言的继承与发展，并加以自己的创作而形成的当代性语言形态。我们从《史记》的词汇上可看出，这种变化主要有三种: 第一，单音节词和多音节词的变化; 第二，词义的引申变化; 第三，新词的加入。在上古音系中，单音节词居于主导地位，单音节词远远大于多音节词的运用，其中名词更是多数，而这也就对应的形成了上古古书“辞尚体要”的文体形态。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词也发生变化，多音节词使用增加。从词义上看，词义由单纯向复杂，具体向抽象转变。同时，《史记》中还有大量新词出现，这些新词都是通过吸收古语词、方言词和外来词形成的，比如《大宛列传》中的“葡萄”“大月氏”“条枝”等词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是没有的。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促进了当时汉朝与汉朝外国家的联系，经济文化相互交流，促使着新词的出现。其中很大一批词都是根据音译得来的，如“身毒国”的“身毒”一词是现今我们所称的“印度”，而“印度”一词梵语原音为“sindu”，故“身毒”一词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根据音译得来的新词。这些词类的变化，体现出了《史记》语言的当代性，而这种时代性还体现在司马迁对民间口语( 包括民间歌谣和谚语) 的运用。
司马迁自二十岁开始漫游生活，广泛访问遗闻旧事，考察和了解社会风土人情。《太史公自序》记载其“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江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此次出游司马迁访问考察了江南各地，又北上齐鲁之地，观民风，访人情，除此之外，还学习当地的民间语言。其后，他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并且还随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游历扩大了司马迁的眼界和胸怀，更使他直接接触到了当时各地的风土人情和语言特色，使之在塑造编写《史记》中的人物、事件时，更加的符合实际，贴合人物。比如《陈涉世家》中“夥頣”一词，楚人多用“夥”表“多”之意。《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伍被说淮南王说: “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即使辩武随而说之，傥可徼幸什得一乎?”其中“辩武”即为“辩士”，汉代楚地的“武”相当于中原地区所说的“士”，伍被为楚人，司马迁用“辩武”一词更加符合伍被这一人物形象。除此之外，《史记》中民谚歌谣的运用，不仅能够反映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还能够填补经史之不足，具有时代性。比如《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谚语“狡兔死，良狗烹; 高鸟尽，良弓藏; 敌国破，谋臣亡”，道尽了韩信的结局以及世代谋臣的应走之路。《魏其武安侯列传》中“颍水清，灌氏宁; 颍水浊，灌氏族”，把颍水的清浊和灌氏一族的行为联结在一起，讽刺灌氏一族在颍川一带的暴行。同时，在《史记》论述中还有很多口语，比如“竖子”、周昌的口吃，汉高祖生气时的怒骂都是口语化的表现。民谚歌谣、口语的加入，正体现了《史记》语言是汉时当下的语言，显示出其时代性。
综上可知，《史记》的语言是司马迁对古代典籍古涩难懂的语言进行翻译而来，同时加以民谚、歌谣、口语等融合而成的符合当时西汉人们语言习惯的语言，是西汉的时代语言，浅显易懂。随着历史的前进，语言向着更加简化、白话的方面发展，《史记》当时的语言对于现代的读者来说又变为古文，但其中的谚语在现代社会仍旧使用颇广。《史记》雄深雅健、舒朗生动的语言对后世影响颇大，后期的唐代古文运动，明桐城派都以《史记》为典范，其对我国文学、语言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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