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庙悲歌

    也许是对人间的不幸过于悲哀，也许是对人间的美好过于珍重，也许都不是，而是自己硬要将难忘的东西强加于人。不管怎么说，这篇在编辑部停留了几十个年头的稿子最终还是唤醒了我。几天来，我的心潮起伏，冲动着我夜不能寐，要我将这一历史悲剧告诉人们。

    故事发生在六十年代末期。

    夜已降临了，这座古老的破庙­—知青之家，一只猫头鹰在屋顶上惨叫个不停，仿佛是要这死一般寂静的破庙活跃起来，可是，它真没想到，在这座破烂的庙堂大厅上，躺着一个未寒的尸体。这只猫头鹰最后声嘶力竭地惊叫几声，拍打着沉重的翅膀飞走了。

    这位死者是谁？她是怎么死的？她为什么死在这里？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生死大搏斗开始了！全国大大小小的走资派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资产阶级的技术权威，文艺专家们彻底完蛋了！

    就在这样的一个早晨。反革命的作家—韦芳的父亲被抓走了，资产阶级的画家—韦芳的母亲被抓走了，说是Q城民主路“纠察队”把他们抓走的。屋子里，烟雾迷漫，书籍遍地，柜橱桌椅零乱，茶杯烟盒花坛狼藉。这是刚经过抢劫留下的残迹。韦芳，这位出生在反动家庭的女子，她两眼哭得肿红，她不明白眼前的这场灾祸；她，几次三番要申辩，可是都被造反派拒绝了，她熬干了眼泪，精神十分疲乏，迷惑地伏在那布满墨水的桌子睡去了。她将如何活下去—一个城市里泡大的脆弱女子，苦难之中又有谁来看望她，看望她的家，没有，因为这是“反动”的家。

    “是谁？是谁啊，这样残无人道！”一个尖锐而熟悉的呼喊声将韦芳惊醒，她，慢慢地抬起头颅，显现在她眼前的是一位她十分熟悉的男子，他提着一把小提琴，扫视着屋子里的一切，韦芳由于迷糊，无法马上认出他来，她用那温柔的视线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他，这位男子怕她过分伤心，立即上前去扶住她。“你，你是”，“韦芳，你……”当他明白了眼前的一切之后，不由的叫了起来，“这是什么世道”？他细心地劝慰韦芳，要她挺起腰杆，找人说理去。她俩收拾好了屋子里零乱的一切，往Q城民主路看韦芳的爸爸和妈妈去了。

    亲爱的读者，上面写的那位男子姓张，叫张艺，和韦芳同在Q城高三（5）班读书。他俩学习成绩都很好特别是对文艺很感兴趣，韦芳她有那么个清脆的好嗓子，张艺有那么一手小提琴的技艺。他俩常在一起一唱一拉，今天正因为张艺在约定的地点等候韦芳练唱，不见韦芳来，张艺才上韦芳家的。

    Q城民主路早已是车水马龙，急流般的人群涌向这里。拿着大幅木板横标的人们狂呼：“打倒反动的画家”！“打倒反动的作家”！“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这里狂风咆哮的民主路将要出现些什么，韦芳与张艺是早有所思的了，她俩心如火燎，急步冲向人群的前头。“现在，把批斗对象押上会场”，一个沙哑的声音在呼喊着，接着是夺目而出的接连不断的挂牌子的人们走上会台。“啊，理光头的不就是我的母亲吗？挂最大木牌的不是我的父亲吗？”韦芳十分难过，可现在怎么办？拿木棍子的人又那么多。韦芳呆若木鸡，确也无能为力，她看看他，他也看看她，两双眼睛堵满了泪水。常言道：“兔子追急了也会咬人。”她俩再也忍不住心头的怒火，不允许人间这种莫大的欺侮再继续下去。于是，她俩不顾人们的阻拦，大步地冲向批判台。韦芳将她母亲挂的木牌甩在地上，张艺将韦芳父亲头上的“高帽”拿下踩个稀烂。一对老的和一对小的紧紧地抱头痛哭。哭啊，哭昏苍天，哭醒大地。在这“庄严”的批斗会上，谁敢有半点的不是，拿着木棍子的“闯将”将她俩当头就是几恶棍。真是睛天霹雳，这是什么世道？好坏不分，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有人同情，也有人恶恨，韦芳与张艺被打得昏迷过去，躺倒在台下，韦芳的父母能扶救她俩吗？这两位“反动的家伙”老泪纵横，苦苦哀求：“请原谅两位年幼的孩子吧，一切责任由我们承担”。然而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拿着木棍人们还是瞪眼睛吹胡子的大骂，“好大胆的狗崽”。批判会结束后，批判的对象一个个被押上农用车。韦芳的父母远远地离开了自己的亲骨肉……

    韦芳和张艺已被好心人送进了医院，在医务人员的精心抢救下，伤势逐渐好转。第四天下午医务人员在她俩的再三恳求下同意他俩出院。正当韦芳与张艺为缴纳医疗费用犯愁时，一位大夫把她俩叫到身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纸包，深切地对他们说：“两位青年同志，这个纸包是那天护送你俩进院的一位60来岁的老大伯给你们的，你们的治疗费用他已办理了，纸包内有30元钱，还有一张字条，请收下吧。”说着这位大夫将纸包递给了韦芳。她俩望了望大夫，一股暖流犹如波涛而起。字条上写着“韦芳、张艺两同志，你们这种勇敢坚定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但是，不能蛮干，一定要忍耐。你父母不算什么反动，历史最终可以作证。你们要好好读书，将来为人类多作贡献。”这信写得不长，但非常诚恳，语重深长。信末没有留名，究竟是谁写的？身边的大夫对他们说：“那大伯不愿说出自己的名字”。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正是恩人无觅处，泪水滚滚流……

    回家的路上，韦芳与张艺告别了，她俩都年幼，至于恋爱谁都不敢大胆地流露。不用说，他能猜出她几分，她也能猜出他几分。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都想当歌唱家、音乐家。

    夜晚，韦芳思念她的爸爸、妈妈。思念那位大伯，思念大夫，思念那位小提琴的能手……她怎么也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批判会上的情景一幕幕在脑海浮现。张艺的生动话语一句句在耳边回响，万千思绪使她彻夜不眠。磨难中有谁体贴她，同情她？有谁安慰她，敢上她的家？敢和她这位“反动家庭”出身的女子一起？人们的冷嘲热讽，白眼讥笑刺着她的心，怕事的人看见她要远退几米，因为怕人怀疑与这个“反动家庭”有联系。父母没有被打倒以前，家里是那样热闹，欢乐。而今，竟会这样寂寞，凄凉。张艺，这个小提琴的能手，能体贴我，敬爱的老大伯多亏您把我们从死亡线上挽回……张艺你不该也挨上几恶棍。他爱我，我更爱他。我要与他永结同身……韦芳想着想着。

    转眼过了两个来月，韦芳的父母从“五七”劳动农场来了一封信。说是他们的情况一天天好转，要韦芳不必挂念，要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韦芳的父母深知这位独生女儿同样逃脱不了上山下乡运动，何况老子反动呢。

    一九六九年十月，韦芳依照父母的吩咐，毅然上山下乡，与张艺同被分配在华东山区的一个朝阳生产队，和其他几位知青一同住在一座古老的破庙里。世上竟会有这种惊人的愿望相投，真是无巧不成书啊！这话叫人怎么说呢，这样的安排对她俩一唱一拉是何等有利呀！真是上天许配的一对。

    韦芳与张艺在务农期间坚持多出工，每天与贫下中农一道劳动，接受再教育。说实在的，现实的社会环境也不许他们多休息一天。“反动老子”的子女更要接受管教。张艺虽出生在造反派头头家庭，但由于他和韦芳关系较好，当地干部对他也有偏见，但是，有抱负的年轻人，对此都不作任何考虑。韦芳与张艺一有空就坐下练嗓子，拉提琴。早上，东方露出鱼肚白就起来，夜晚，月亮笑弯了腰才睡觉。晴天就在野外，雨天就在庙堂，天天如此，月月如此。接连几个月的功夫，她俩的音乐水平已达到了令人满意的地步。韦芳的歌声清脆、悦耳；张艺的小提琴拉得悠扬、动听。当地的老百姓都说她俩是村里的“宽心茶”。

    转眼到了一九七四年夏天，Q城京剧团的文艺宣传到朝阳大队慰问演出，说是慰问上山下乡知青。在慰问演出期间，当地的人们对宣传队的戏不够赞赏，大家都说演的不够真切，在艺术水平上不如自己大队的那双鸳鸯—韦芳与张艺演得好。慰问团的同志闻此反映也觉得蹊跷，于是，带队的领导就走访了韦芳和张艺，并观看了她俩的“一唱一拉”，看后十分满意。几位带队领导碰头后，决定要把这两位生活在山沟沟里的“演员”录用。但是，根据剧团目前的需要，决定先吸收一名前台演员。这么一来，韦芳与张艺不是要分别了吗？以祖国的需要而言，确也应该，从个人的心情来说是多么依依不舍。组织上初步决定先招收韦芳这名前台演员。于是，便对韦芳进行了政审。小队大队意见均是“表现很好，同意上调”。可惜的是到原机关单位复查不合格。她的父母牵连了她。“反动家庭”出身的子女不能参加剧团。剧团一些同志为这么一位好“演员”受家庭影响不能录取而感到十分遗憾。可是，原则问题又不能牵就，谁曾敢在此开点“后门”？韦芳对她那“反动家庭”抱有怨气，失望了。她气得几天咽不下饭，几夜没合眼。张艺对此更感到难过，韦芳的落选给他带来精神上痛苦，原来早晚都与张艺伴奏的韦芳，再也无心在黄莲树下唱歌了，精神上折磨比吃砒霜还要难过。几天几夜，这座古老的破庙—韦芳与张艺的家，从此安静了。韦芳不唱，张艺不拉了。久了，好久了，没有歌声，没有弦声。昼，静悄悄，夜，静悄悄……

    十天，二十天过去了。歌声没有，弦声没有。一个寒风呼啸的傍晚，邮递员小申气喘吁吁地送来一份电报，说是张艺父亲在一次群架中被殴打受伤，生命垂危，要张艺立即回家。张艺收到后，只是心里暗暗地流泪，并不将此事告诉韦芳，免得她又要多忧愁。张艺，用其他话语瞒住韦芳，韦芳深知张艺说的不是真话，心里十分难过。可是在这夏收大忙之际，又不能两人一起走，请一天假都十分困难，如果硬是“无法无天”，将来上调就更加困难了。

    第二天一早，张艺与韦芳在汽车停靠站分手告别了。

    韦芳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了死一般寂寞的庙堂。可怜啊，可怜！可怜这位“反动家庭”出身的女子得不到组织的栽培，可怜这么大的一座庙堂只有孤苦伶仃的她。

    韦芳几乎几天几夜没说上一句话，由于身体不好无法出工。一个人孤单地在庙堂里。她，等啊！待啊！等她家的来信，待张艺的回音。这座古老的庙堂里什么也没有来过，除了村上的几个“老封建”每逢月初一到这里烧香求佛外。

    她默默地想：“我怎么会这样不幸，早年为什么会出世在‘反动家庭’，真该死啊！那些和我一起同住破庙的有权有势的知青都回城了，有的被工农兵大学招去了，唯有我与张艺在看守庙堂。张艺他还好些，他的家庭不牵连他。他如果不是为了我，早就上调了，我真不该害了他……我—阉了的母猪—待死日……”韦芳想着想着，没有希望的念头，她何等失望，她多么想，有朝一日她会被大学招去，然而，现实太无情，她不能与任何一位知青竞争，当地贫下中农不能推选她上大学，她出生在“反动的家”。

    张艺回到家里，急着问爸爸的情况，他的母亲毫不犹豫地对张艺说：“孩子，爸爸很好，爸爸连升三级，昨天去京开会了，我们叫你来商量件喜事。爸妈要你和你在一起的韦芳断绝关系。另外为你配一位比她更好的名人女子，她叫钱洋芹，是我们这里总工会头头的女儿，你如果娶了她的话，对你的前途大大的有利，对我们家大大的有益。否则，我们和‘反动家庭’挂钩，会遭到社会上的打击，名声不好呀！艺儿，你说好吗？”张艺听得实在不耐烦，他不知平常对他十分疼爱的母亲，今天却会背着良心，说出这些话来。他截钉斩铁地回答，“不好。妈，我不能这样做，韦芳是个善良女子，我爱她是我终生的愿望。韦芳的父母算不了什么‘反动’，画几张画，写几本书算什么反动？韦芳是我的同学，彼此都很了解，感情兴趣都合得来。”“孩子，你要知道，现在社会上吃得开的是‘打拳头’的人。不是什么作家画家”。“妈，真理是永恒的，勤学苦读的人总有吃蜜的日子”。“艺儿，你父亲临走前交代我将此事办理。你怎么敢不听我的话呢？你要观云看天啊！你爸回来一定会责备我与你。休息几天，等你老爸回来再说吧”。“妈，这抢收大忙季节我不能闲着，60多岁的老太婆都要参加劳动，我怎能在这里呆着。再说，庙堂里只有韦芳一人”。“那你就一辈子在庙堂拉琴吧”，张艺的母亲生气地说，“孩子，时代要我们这们做。历史的转折要我们这样做。你要跟着时代的脉搏跳动呀！做母亲的怎么能让后代陷入沼泽呢”。“妈，这些道理我都知道，还是允许我自由选择吧”。“艺儿，你要晓得你父亲从一位普通的工宣队员提升到城关公社革委会主任，靠的就是钱洋芹的父亲帮了一把呀！这次是他主动向你父亲商量此事，他说你会弹琴，有出息。如果我们不依他，就难免要……”“妈。”张艺没等母亲说完就理直气壮地说，“别多讲了，我自有把握。”母子俩唠叨了半天，最后还是由张艺自作打算。

    张艺，你这孩子也真固执，你是命中不好啊！人家下乡的被调回了，而你却往死胡同钻。孩儿，你不该这样伤害人情，钱洋芹有什么不好？人家父亲有权有势，是市里的大红人呀！艺儿，你的双眼要会认人，人家为你前途铺垫金子，你却毫不放在眼里。韦芳，她的不幸我也是心表同情的，但是，她无能为力。不能给你带来荣幸，爱上她是你的终生不幸，艺儿，你，你……张艺的母亲愈想心里愈难过，“扑”的一声躺在沙发上。自言自语地说：“树长大要开丫，孩子大不由妈啊”！

    第二天下午，张艺回到庙堂，并没有把家事告诉韦芳，而是用其他的事回避了韦芳的问题。这座古老的庙堂又有两个人了，又重新喧闹起来了，晚上，弦音绕梁，早晨歌声唤野，村子里的人又都到庙堂里看“戏”来了。

    常言道，苦命人享受不了欢乐。的确这对苦命人没乐几天，也就不乐了。韦芳的母亲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死了，家里来信要韦芳回家一趟，张艺得知消息后，和韦芳一样悲痛万分，他不能安慰她。她也无法劝阻他。她俩好不容易从生产队长那里批了几天假，第二天一早，两位苦命人上路了。

    韦芳与张艺回到Q城再也看不见韦芳的母亲的遗体了，她母亲早已成了一盒灰。晚上家中的亲戚都团聚在一起，韦芳的父亲深沉地对大家说：“她死得很惨，身边没有一位亲人，我只是在她临死前六天去看望她一次，我深知她不行了，再也忍受不下人间这莫大的冤屈。那天她还对我说，要我将你们（指韦芳和张艺）的婚礼办好。”说着便叫韦芳从书橱里拿来用红布包扎的长匣子。他含着眼泪接过韦芳拿来的匣子，语重深长地说：“这就是韦芳母亲给你们留下的礼品，她要我转交给你们。”接着韦芳的父亲慢慢地打开匣子，匣子里面装的是一架金的手表与一张何等美丽的中国画，画的是一对鸳鸯在池边游览。韦芳的父亲有点喉哽了，因为这张画夺去了他亲爱的夫人的生命，他不敢将此事告诉在坐的，免得大家又要伤心，不重提往事了。他擦了擦眼泪说：“韦芳、张艺，这张画是韦芳母亲精心细绘的一对鸳鸯画。一九六四年曾在香港报刊上披录过，得到世界不少著名画家的称赞。”接着他又拿着金色的手表说：“这架手表是金制的，是英国伦敦牌手表，是在同年的腊月，英国一位女画家来拜访她时赠送的，她一直保留作为纪念。那天，韦芳的母亲交待我，要我将这两份珍品赠给韦芳爱上的人。”说着这位著名的作家，头发苍白的老人就将这两份礼品递给张艺，又说：“要好好保留，要像鸳鸯一样永成双对。今天就是你们订婚日。喜事腊月再办吧”。张艺接过礼品，心情无比激动，他感慨万分，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小声地说了句，“爸爸，我终生难忘……”下面他还要说些什么，他不知道。但是，他完全理解这位老作家的话语，他深知这里头一切的一切。他看看眼前这位老岳父，又看看在坐的各位亲戚，不由的流出幸福的眼泪。十几分钟的订婚时间是多么难忘啊！没有玉盘，没有美酒，没有佳菜，没有糖果。自从韦芳父母遭不幸以来，家里这样团聚一堂从未有过。难忘啊，可惜这样的日子没有几天，父亲的假期满了，要到“牛棚”改造去了，韦芳与张艺也不能久留，要回乡下接受再教育去。不几天，这个家庭又都解散了。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Q城京剧团又派来了文艺宣传队到朝阳大队对上山下乡知青慰问演出。这次剧团打算将张艺招去作为后台演员。在慰问期间，宣传队的负责人便找公社知青办、大队、小队了解张艺的表现情况，张艺所在单位的反映均是很好。然后将此报上级组织审核，审核结果均合标准。因为张艺父亲是一位刚提升的城关公社革委会主任，这下倒真有政治资本，谁都得罪不起他。过了十来天剧团发来了通知书，要张艺在本月九号到剧团报到。一对被人们称为鸳鸯缘的青年，不几天就要分手了。韦芳她是那样的愉快，他又是那样的舍不得。他觉得心酸、苦恼，他心酸苦恼的是，庙堂里只有一个她。韦芳用十分诚恳的语言安慰他，他用何等热情的话语吩咐她，他没有她好像失去了提琴，他没有她犹如沙哑了嗓子。她俩十分密切，但又有必要分开，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祖国的挑选，能够赢得这种挑选也是他俩在苦练中的一点成绩。在韦芳的再三催促下，张艺办好了一切手续。临走那天，张艺告诉韦芳，他会积极向剧团争取，把她也招到剧团。“这两位青年能在一起就好了。”这是贫下中农的愿望，也是剧团的愿望。

    韦芳，这位反动家庭出身的女子，自张艺去了之后，就像失了魂似，她够可怜的了。孤独、沉默、寡言，她不敢随意回家，她更不能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她必须始终坚持劳动，以赢得贫下中农的信任，她的工分报酬很少，日工分只是普通的农村妇女的一半；她没有再穿城市里的服装，她朴素于农村姑娘，家里给他当初作上山下乡生活费用的50块钱，她舍不得花，她表面上也装得很乐观，因为她怕遭受更多的白眼；她多希望自己也能调到剧团与张艺一起，然而她深深地知道，要把她调到剧团是有曲折的。“反动家庭”会把她留在庙堂，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上帝安排的。韦芳从张艺的信中得知张艺已向剧团反映她的情况，要求剧团再招一名前台演员一事，然而，这是否能成真，不管怎么说，也总算看到了点希望之光，不至于一点指望都没有，可这点指望却又使她对自己出身的家庭更加埋怨，她多么祈盼父亲早日问题交代清楚，好让下代有机会上调。这座古老的庙堂的确也守够了，五年了，组织上无人过问，她没有入团，她不能入团，政治上得不到优先照顾，她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

    张艺到剧团不几天就连发两封信给韦芳，在信中说，下月的七号他会到庙堂来。好不容易等到七号。那天，韦芳吃过午饭，就到车站去迎候张艺，在回来的路上两人肩并肩地走着，心里有说不完的话儿。一个说：“我去了，你太闷了吧”。一个说：“不，我有你这样一个好朋友，心里暗暗地高兴”。两人说说笑笑，笑笑说说，路边的人们难免发出奇怪的议论，在那样的年代男女是不能在一起说笑的，但这对他俩来说，并没什么，照理说他俩早就可以结婚。但是，他俩为着自己的前途，至今没有结婚，任何对他们的偏见都是不成立的。

    夜晚，韦芳与张艺还是原来那老样子，一唱一拉。这座古老的庙堂又喧闹起来了，当地的老百姓又都到这里看他俩唱歌，拉琴。人们说：“在村子里闷得很，还是到村外庙堂有点乐”。的确，在那年头，晚上除了叽叽嘎嘎在生产队队部争几个工分以外，就别无他事了，每当张艺和韦芳在庙堂的时候，村子里的人总是喜欢到庙堂来，他们除了看“一唱一拉”外，还和韦芳张艺攀谈时事，议论政治，他们谈得那样的忠恳，那样亲热，谁都愿把心底勾出来。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全村乐”没过几天，当地公社的革委会主任捎来一封信给张艺，说是张艺的父亲在城里碰见他，要他通知张艺立即回家一趟，有要事待办。韦芳闻知消息后，与张艺一起整理行李，打算和张艺一起到城去，可张艺却推推托托，韦芳看出他为难的样子，也就不勉强。因为张艺家选择的不是韦芳，张艺从未把家里反对的事告诉过韦芳，他深深知道，韦芳去了会弄得很尴尬，会给她来带来伤心。然而，张艺自己又不能不去，他必须劝解家里不要再提钱洋芹之事。

    第二天一早，韦芳将他父亲送给张艺的珍贵礼物—金手表与鸳鸯画藏在张艺皮箱底下，并交待张艺要保管好（因为韦芳的事张艺已向剧团反映，很可能下月会被录用），便送张艺赶车去了。韦芳一直送到车站，直到张艺上车，车子看不到影子……

    张艺，你怎么不让我去呢？难道我去会给你带来麻烦吗？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张艺还未向家里露出口音，新婚之日腊月就要到了，庙堂里仅有一个生命，她，实在太多得想了，她几个晚上睡不着，由于多相思，她身体瘦小多了，精神十分疲乏。是什么事使她这样不幸呢？总之，归“反动家庭”。是的，老子反动儿笨蛋，老子英雄儿好汉，正如香港报上说的：“学好数理化，不如找个好爸爸”，这话说得多么有道理啊！已是深夜了，韦芳没有合眼，她已到了绝望的边沿。她几次想吊绳自杀，都由于丢不下张艺。怕他对她这位女子有不同看法。说实话，在这样的艰难窘境中，一个大城市里的女子能生存下去，该要多大的毅力！不是么，一个那么大的庙堂，只是住那么一位瘦小女子，她几次到村子上找女伴陪睡，可是人们都说庙堂是鬼留之地，谁都不愿来。

    张艺到剧团停留的当天下午，就被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接到老家去了。这是张艺父亲派来的！这突如其来的行动使张艺感到惊讶，究竟回家是干什么呢？

    晚上，张艺父亲把张艺叫到身边，他要说些什么呢？张艺是深深知道的了，他的父亲拿着长艺带回的那个闪闪的发光的盒子，十分严肃地说：“共产党培养你高中毕业，农村又教育了几年作啥用。你是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还是崇洋眉外，什么鸳鸯画。几次叫你回家你都不乐意，我生你养你，难道一点恩都没有吗？前次你母亲就给你说了……小孩，钱洋芹家是很好的，她也长得并不坏，父亲是市里的出名人物。你要知道，当今是什么世道，鸳鸯画金手表会断送你的前途。说实话钱洋芹的父亲也十分看重你，说你很聪明，依他还不好？我们如果违背了他，恐怕会给你带来许多不便，你要深思熟虑呀！‘反动家庭’出身的女子难道能不牵连我们吗？张艺，你给我想清楚来。”说着将那个盒子一甩，甩在桌子上，要张艺答话。张艺，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他不知父亲说的是什么政治，他更不明白共产党培养他高中毕业要干些什么，他心里难过得像煮烂粥，与韦芳几年的友情难道在一个夜晚就消失吗？不能，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于是，张艺，他开口了，他用十分诚恳的语言对父亲说：“爸爸，我不能违背良心，韦芳父母不算什么反动，钱洋芹那么有派头，再选有更好。我决不再选择了。”“张艺你要知道，钱洋芹不久也要到你剧团来上班，为了你，她父亲也帮钱洋芹调到剧团，戏艺她也不错的”。“爸爸，还是依我吧！事到头来只好许，君子恋爱就一回”。张艺十分果断地回避了父亲。夜深了，父子俩闹了个罢休。好一个当主任的确也无可奈何，只好顺了孩子。但是，他怎么去向那位帮他一把的市里大红人交帐呢？连家庭这样一件小事都不能处理，难道还能处理社会上的重大案件吗？何况还是当公社革委会头头的呢，为难啊，好为难啊！这事如果就此向那位大红人汇报，必然碰个满鼻子的灰。再说，还很可能来个连降三级。不，不行，这个社会是得罪不起这些人的，还得想个办法将孩子拉回头。

    可是，这孩子又固直得很，怎么办？这位主任坐在沙发椅上摇来摆去，怎么也想不出个办法来。忽然，他像看见个宝贝似的，心头一振。从椅子上跳起来，接着就将桌子上的玻璃砖下的张艺照片，韦芳的照片，钱洋芹的照片取出来，一一地看了又看，琢磨了又琢磨，不知要从中找出一个什么答案，久了，久了，这位苦恼的主任慢慢地乐意开来了，谁能猜得出这位主任想的是什么妙计？好一个革委会主任倒真有一套办法，为了升官，为了不负上级的重托，他竟敢这样狠心—冒名写信。他不知他这个办法会给张艺和韦芳带来什么，他只知道这个办法好极了。完全可以达到预料的目的。于是，这位主任乐得心里开了花。他默默地想，暗暗地做，他避开老婆，避开孩子。

    第二天一早，这位主任带着韦芳与张艺的合影和钱洋芹的半身照片，到照相馆去了，他要照相馆的同志将韦芳与张艺的半身合影拆开，然后再将张艺的像片与钱洋芹的像片合照在一起，还要写上“喜相逢”字样，并且要照相馆的同志快速冲洗复制。照相馆的同志也都认得这位造反派的大红人，无论什么建议也都一一点头哈腰。

    当天下午，这位主任带着照相馆为他特制的照片和张艺带回家的金制手表与鸳鸯画往邮局去了，他整整在邮局写了两个来小时，学着张艺的字体给韦芳写信。写好信后便将挎包的金手表与鸳鸯画拿出来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将鸳鸯画与照相馆特制的照片一起用大信封装好，封后递给柜台服务员，再把那架金光闪闪的金制的手表看了又看。他怕这样闪光的洋货被人看见，影响不好，再说，自己确也啥不得，于是便仍然把它塞进皮包办完了这样繁琐的手续后，这位主任也就心安理得地回家了。

    张艺在家住了两天确也不奈烦了，他非常焦急，他剧团的招员指标又被钱洋芹占用了，急着要回庙堂，当他向厨房的妈妈要金手表与鸳鸯画时，妈妈感到奇怪，找了老半天找不到。张艺急得晕头转向，他不明白这葫芦里头装的是什么药，他没有那种粗暴鲁蛮的态度，他说话一贯和风细雨，看到张艺那种迫切的样子，他母亲也弄得眼泪汪汪。然而有什么法子，他母亲也无法寻觅。人们可以想象，这位料理家务的母亲，能不造成孩子的误会吗？可是现在该怎么办？她无法作解释，丈夫又上市里开会去了。张艺在家等了三天不见父亲回来，急着要回庙堂。

    第二天早晨，张艺不顾一切阻拦，坚决要回庙堂，他母亲无法，只好送张艺上车。

    话说韦芳收到“张艺”来信的同时又收到家中的一份紧急电报，电文是：“父归天，速回”。韦芳她，有点诧异了，她难过万分，心中一股悲伤的苦水涌上心头，她恨啊，她恨！当她将“张艺”的那封信拆开看了一段，人有点昏迷了，然而，她还是坚持看下去。信中写道：“……你别再挂念我了。你的遭遇我是心表同情的，阅信后切未悲伤。我家中已为我配一位市里名人的女子，名叫钱洋芹。照片上的就是我与她合影。不是我看不起你，人要知道当今社会就这样，我们不能为你而牵连家庭，历史的转折要我这样做。现把你的像片与鸳鸯画退回给你。另寄上一份我与钱洋芹的半身照片作为给你的留念，收下吧，多年的同学……张艺”。韦芳没能将信看完，人已倒下去了，口腔堆满血泡……

    到了，到了。第二天下午，一辆天蓝色的班车停留在公路的电杆旁，急着下车的是一位身材稍瘦的男青年—张艺，因为他还要跑五里路才能到他插队的地方—古老的庙堂。他精神十分疲乏，他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惊人的气力。若不是为了韦芳，凭他以往的习惯，他早就躺倒了，但是，这次不行，他如果不及时去庙堂，将会给韦芳带来很多忧愁，他宁愿自己倒下去，也不让韦芳挂念，天阴沉沉的。洒落了一天的太阳收起了它那软绵绵的射线，张艺终于走到了，走到了庙堂。

    他一进庙堂就喊：“韦芳，韦芳……”千声万声无人应，反声句句是已音。张艺终于看见了横躺在庙堂大厅的韦芳尸体，他不明白眼前出现的一切，他自言自语：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不一会儿，他捶胸大喊，“苍天啊，请回答我，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眼花头昏，他，拖着十分艰难的步子慢慢地步近韦芳身旁，一下子扑在韦芳那未寒的尸体上，久了，久了，血从他口腔里喷出，血从他鼻孔渐渐地流了，他没有呼吸能力，她不知他身边的人，正是蹂粹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难再扶

    ……

    人都说，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出花来，是她俩心不诚吗？她爱他，他为着她。是谁将她们分离？是谁，是谁？她们为什么会死在这座古庙的庙堂里？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天宫中有惊雷，云层里有闪电，要轰啊！要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