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长（节选） - 历史小说 - 小说

书名：《长河长》（首发《江南》杂志2018年5期），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著作形式：翟妍著

作者简介：

翟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高研班学员。

2018年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代表。

吉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

吉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

白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有中篇小说发表在《十月》《中国作家》《作家》《青年作家》《鸭绿江》《长江文艺》《芒种》《安徽文学》等刊物。

中篇小说《一径长途》被《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转载。

中篇小说《穿过黑色草原或春心荡漾》被《小说选刊》转载。

短篇小说《守清口》被《小说月报》转载。

长篇小说《长河长》在《江南》杂志发表。

著有散文集《如果生命可以再度青春》。

长篇童书《青云城里的来客》。

中篇小说集《麦子熟了》。

《长河长》荣获吉林省第十三届长白山文艺奖。荣获吉林第六届公木文学奖(原名为吉林文学奖)。荣获第六届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举办的全国“中华宝石奖”。该小说已由作者改编成电视剧本，如有洽谈，请联系电话：13674465717.

内容简介：

霍林河孕育了榆村，霍林河也见证了榆村。

小说从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起笔，写了她一个世纪的岁月。

这既是一个人摸爬滚打养儿育女含辛茹苦的一生，也是一个家族你争我夺互相扶持的百年，更是一个村庄风云变幻雾霾丛生的历史。

其间既经历了战争、瘟疫、干旱、社会变迁，也经历了大时代背景下被急遽放大的个人和家族恩怨。

小说写大事件又写小人物，到处充斥着幽暗与光亮的人性；小说写曾经也写现状，时间长河中弥漫着无限的悲凉和温情。人性之殇，命运之茫，有时光的混浊，更有岁月的光华。

序：了却一个心结

从预谋写作那天开始，写《长河长》就成了我的心结。这样一个小说，在我心里想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

那时候我祖母还在世上，还常常带着先知的神态给我讲她的许多过往。我总是被她的过往感动、震撼，觉得过去那个我无法触摸的世界里带着某种神秘的色彩，带着强大的吸力，撕扯着我。我想把它们写下来。但是我迟迟不敢动笔，我生怕我的稚嫩一不小心惊扰了那些早已安息的灵魂。后来，我祖母也死了。我总是想她，觉得欠她一个回报，欠她一个在这世上走一遭所应该留下的痕迹。我要还给她。

《长河长》里有我祖母的印记，却又找不到我祖母的影子，我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坐在电脑旁，无意间敲下第一章开头那段文字时，我突然想，如果生命可以重新来过，我祖母应该会赋予自己一种新的活法。在她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里，让那些缺憾变成完美，让那些磨难给她抗衡的勇气。我想了却一个心结，为我的祖母。

还记得写《长河长》我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搁笔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九十五岁的老人了，内心的激荡、彷徨、隐忍、热忱和期盼都在这一年里用尽了，我躺在汗蒸房里，想象着我死了，我的灵魂像老祖母一样飞腾起来，我的灵魂看着我的肉体，她和她都一言不发，仿佛等待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回答。

感谢《江南》杂志能在2018年5期刊发该小说。

感恩《长河长》和《中国文史出版社》相遇，让东北大地散发芬芳。

第一章

屋檐下的腊肉已经成了黑色，一只老鼠蹲在房梁上张望，这是它一生中第多少天垂涎这块腊肉了？它不知道。

我都替它记着呢。那块腊肉我挂了两年，不多不少，正好两年。老鼠盯着它，已经整整七百三十天了。现在，我决定把那块腊肉取下来，我并不想吃掉它，因为我的牙齿，除了一张嘴还能看到两个门卫，其余的，都像尸体一样躺在一个黑匣子里面了。和我的幼齿躺在一起。那些幼齿在脱落的时候，我的母亲送给我一个黑匣子，让我把它们放在里面。如今，母亲早已去另一个世界了，留给我的只有这黑匣子和我的幼齿了。

我一张嘴的样子和那只老鼠很像。这让它误以为我是它的同类。我在地上仰望它的时候，它从来不避讳我，甚至，它的口水落到我的身上，它也毫无愧色。它总是天天都要来望一眼那腊肉的，就像我习惯了天天来望它一眼一样。现在，我要把那腊肉取下来，我再也没有力气仰望一只老鼠了。

我想躺下去，用一个舒服的姿势。

几天前，我看了一块地，就在村后，霍林河边上，是个土岗，发大水也不用担心。我觉得那是榆村风水最好的一块地，因为它靠着那条美丽的河流。我的一生，只想记住这条最美的河流，她漫不经心地卧在榆村的后面，像一个年轻的女子侧卧在一块被时间风化了的土地上，让那土地因她而迟迟不肯老去，一次又一次青春焕发。那河流发一次大水，就会淹没一次草原。所有的草死去，再在时间里慢慢重生，回到原来的样子。

回不去的是我。

我老了。

那河流不断给我回忆的时候，我就渐渐老了。老到连仰头去看房梁上那只老鼠的力气也没有了。我把那腊肉取下来，丢在灶台上，也许我的孙子会喜欢这个味道，很多年以前的夏天，他总是嘴里衔着腊肉到处疯跑，惹得看家狗在他的屁股后穷追不放。

我的孙子和我的儿子在电话里说好的，晚上到家。我知道，他们是担心我就要死了，想趁着我还清醒，给我多些陪伴，但是我已经不那么需要陪伴了，连那只老鼠在房梁上的嬉闹声也不愿听见。我知道我做了一件很残忍的事，因为那腊肉一旦从房梁上消失，那只老鼠很可能就活不过太久，就像我现在这样躺着，脑子里全是过去的时光一样。

不是过去死了。是我就要死了。像我的孩子们期许的那样，这死没有过于沉重，没有过于拖累，平平淡淡、按部就班。我早和他们说过，我的死亡一旦到来，请把我的尸骨埋在我选好的土岗上，夜夜日日守着霍林河，守着榆村这块土地，护佑着我的孩儿们平安、健康、快乐、幸福。

夜色降临了。这个村庄长出了新的颜色，是死亡的颜色。这个村庄跟我一样正在死去，虽然在白日里一眼望过去，从村头到村尾，红砖白瓦、绿意萦绕，一片喜气，但它还是笼上了死亡的气息。榆村的人都闻不见那气息，我闻得见，因为我的呼吸一直和死亡一个频率，那气息让我在等待死亡的过程里变得忐忑不安，我忐忑的是，我死了，这村子也将不复存在。不会再有孩童缠在一个老祖母的膝下追问霍林河的过往，不会再有那样的过往值得讲述，不会再有那样的讲述令人一整晚都不肯睡去。

河水还在流动，向东。

我在等待死亡，向西。

灶房里在杀鸡。是长庚和秀草忙着准备晚饭。看来，嘎蛋子快到家了。嘎蛋子就是我的孙子。我有两个孙子，嘎蛋子是长孙。他还有个斯文的名字叫来多，我起的，嘎蛋子也是我起的。叫来多，是希望长庚和秀草多子多福，虽然多子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但长庚和秀草依然没有抱怨，他们觉得，有来多这样的儿子，一个就足够了。叫嘎蛋子，是榆村的习俗，但凡孩子落地，给个不起眼的名字，老天爷不惦记他。

只是，嘎蛋子长大了，再也不许谁叫他嘎蛋子。我除外，我在他那里享受一种特权，不但可以叫他的乳名，就连全家人在他面前不能说的话我也可以说。他总说，我是这个家里最尊贵的女人。我听了，只当他是嘴甜，但还是温暖，他是我一手带大的，心是向着我的。和我的次孙来恩不同。

来恩是和他娘桂婉站在一边的，恍似这一辈子专是为了和我作对而生的。我不怪他。我是河的话，他就是我身上的一条支流，换句话说，手心手背都是肉，碰碰哪里都是疼的。

我还有两个孙女，大的叫来早，是来多的姐姐，长庚和秀草的长女，她聪明乖巧，因为长得和我最像，脾气秉性也都随了我，所以，我总会想她，有时候端起饭碗，就会说，来早，给奶奶盛饭。秀草就笑我，因为来早已经出嫁了。

另一个孙女叫胡佳格格琪。我不喜欢这个名字，非常不喜欢。别别楞楞的，像是和我之间故意划了一道鸿沟，总是无法亲近彼此。我这四个孙孩当中，只有这个小孙女的名字不是我起的，这是我老儿媳妇的杰作。她说，胡家祖传下来的那个“来”字，实在不适合给女孩子叫，不管后面加上什么字，都是“胡来”，不着调，带着土腥味。她说，胡佳格格琪，洋气。可我觉得，那样的名字，无非是她想把自己的孩子和胡家这一同辈人区分开去，证明她是一个城里人。还好，除了在孩子名字这件事上我和老儿媳乾岳闹了那么一点点不称心之外，在别的事上，乾岳是周全的。

除此，我还有两个女儿。芝芬和芝芳是我的心头肉，嫁得再远，也走不出我的心。她们给我生了外孙和外孙女，但是我很少想到那两个孩子，虽然小的时候也在我膝下玩耍过，但毕竟沾了一个“外”字，一长大就生分了。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外甥是姥家狗，吃饱了就走。

房梁上再没老鼠弄出响动，我躺在这里，一直在想，我这样一条河，一生到底分出多少支流？长北和长安，我的二儿和老儿，我差点儿就忘了。

这一生，真是太长了，回忆起来就好像趴在一条路的尽头，一点儿一点儿往回爬，要爬很久，才能爬到源头，爬到命运的开始。女人的一生，命运真正的开始，都是从她遇见的第一个男人算起的。

我遇见的第一个男人叫司马徽则。那是我十五岁的光景，也就是一九三五年、康德二年、农历乙亥、无闰月，民国二十三年。

一九三五年那个冬天的雪，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大一场雪，八十年过去了，无数场雪都已经在我心里化成了溪流，顺着村后那条霍林河远逝了，可那年，那场雪，一旦随着记忆落下来，就铺天盖地，要把房屋、柴垛、牛羊和树木都淹没似的。雪伴着风。风特别大，把院子里用来喂猪的木槽子吹得在地上来回打滚，钻过房梁的空隙时吱吱直叫。那叫声，让我以为黑暗里有鬼在哭。

我确实听到过鬼哭的，那是我六七岁时，我娘生下一个男孩，只活了七天就死了，死的时候通身都是黄的，像个金人儿。我祖母把他扔到霍林河去了，说让鱼儿们吃了他，他能早点儿托生。这是榆村人的习惯，未满月的婴孩死了，不想扔到野地里喂狗，就丢到河水里，大概是想喂鱼总比喂狗金贵些吧？

就是那男孩死去的夜晚，我听见了鬼哭。是一个男鬼，声音吼得很响，让我觉得他的嘴巴很大，一张一闭，整个榆村都能被吞下去。那样的夜晚，我始终在瑟瑟发抖，我的祖母问我怎么了，我不敢吭出一声。那鬼一直哭到鸡鸣才去了，可我一直抖到天亮。日头一照进来，我哇一声哭开了，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尿尿。

那件事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可我的祖母还是知道了，因为我的眼眶一天一天黑下去，祖母说，是招没脸的了。没脸的，就是鬼。那一次，为了给我驱鬼，我的祖母每到夜晚星星出全时，就跪在灶膛前把大黄纸点着，用手捏着，顺着转三圈，倒着转三圈，然后，爬起来弯着身子往外跑，一直跑到大门口，撒手一扬，灰飞烟灭。对着纸灰飞走的方向，祖母还要再跪下去，磕头，一边磕一边念念有词，那些词都是村子里跳大神的李三老教她的，所以她念的时候，也学着李三老的样子，戚戚咕咕的，分不清到底说些什么。但是很灵，烧了三个夜晚，我祖母说我身上的鬼走了。因为我的眼眶不黑了。

炕是南北的。那时候西满之地的炕都是南北的，我们叫南北炕，就是一间屋子搭两铺炕，靠北山墙搭一铺，靠南窗搭一铺，两铺炕中间是过道儿。睡觉的时候，拉两个大幔帐，南炕一个，北炕一个，谁也看不着谁。我爹和我娘领着铁锤睡北，铁锤是我弟弟。我和祖母睡南。南炕靠着窗，风吹过来，就像鬼的手在窗户纸上嚓嚓地划过，我说我怕。祖母就把手伸到我的被窝里，攥着我的胳膊，小声说，睡吧，睡着就好了。可我睡不着，总觉得那风里还有别的声音，我越想仔细辨出那声音，就越是辨不清。那风叫了一夜，我听了一夜，到天亮才打个盹。那时候风刚好停了。

铁锤那年有八九岁了，到了讨狗嫌的年纪，从来是不睡早觉的，天一亮，窗前的麻雀一叫，他就钻出被窝，提上裤子往外跑。他是个捕鸟高手，平日里总会在院子里用棍子支一个筛子，筛子下面撒上瘪谷，一旦有麻雀落进去，他就把提前拴在棍子上的绳子猛地一拉，麻雀就罩在里头了。

刚下过雪的日子，是捕雀子的最好时机，铁锤老早从被窝里爬出来，披着袄就去推门。推一下，门没开，再推一下，门还是死死地钉在那儿。他喊，爹，门推不开了。我爹就披着衣服下炕，帮他推门。

我爹是个有力气的男人，秋天打好谷子，装进麻袋，他一弯身就能扛在肩上。在榆村,人家从来不叫他的名字，他有一个外号，叫王大蛮。大蛮，就是说他有一身蛮力气。

但那天，门板都快被我爹推散架子了，门还是没有开。

我爹急了，说是大雪封门了。就把窗子撬开，钻了出去。

他一出去，一股冷风刮进来，我躺在被窝里打一个寒颤，听见我爹“妈呀”地叫了一声，怪吓人的。我们都被这叫声惊到了，穿好衣服，从幔帐里钻出去看个究竟。

风把大雪茓在了门口，大雪下埋着一个人。

那人快要冻僵了，只是鼻孔里不断冒出的白气还在提醒我的父亲，他还活着。我爹拼力去扒那雪，好半天才把那人从雪里拽出来。这时门嵌开一道缝儿，我娘和我祖母跑出去帮着往屋子里抬。一个白花花的人。身上穿的羊皮袄是白茬的，羊皮裤也是白茬的，脚上的一双靰鞡鞋乌秃秃的。我爹从雪里往出扒他的时候，他的狗皮帽子掉了，铁锤捡回来，丢在炕上。铁锤有点儿兴奋，觉得捡一个人回来，比捕雀子有意思多了，便在我爹身前身后转，我爹忙得手脚都不知道该干啥了，踢了铁锤的屁股，呵斥他，滚一边去！

我爹把那人横在北炕上，我祖母说，咋是个人呢？我爹说，赶夜路的吧？铁锤眼尖，指着那人的一只胳膊说，爹，血。我娘胆子小，一见血就大惊小怪起来，说，哟，咋还出血了呢？不会死了吧？我祖母说，穿得多，只要没冻坏，出点儿血没事儿。

他们七手八脚给那人脱衣服，脱到羊皮裤的时候，我爹把我和我娘赶到幔帐外面，让我盛雪去。

我端着盆子跑到门外盛了满满一盆雪回来，递到幔帐里头。我爹和我祖母用雪给那人搓身子，搓完一盆雪的时候，我听见我祖母说，有热乎气了。

我娘跑到伙房烧水去了，水一开，她就让铁锤烫了一壶酒，酒暖了，拿去给那人灌下去，那人慢慢醒来了。

那天的早饭是到了晌午才吃上的，我娘烀了土豆，煮了粥，因为多一个外人，她还特意焯了干白菜蘸酱，端到幔帐里面，专给他一个人吃。那人实在太能吃了，我们准备吃一天的土豆，被他一顿就造光了。所以，那顿饭吃完，我娘有些不高兴。那年月，舍命不舍粮的。我娘把我祖母叫到伙房，偷偷说他能吃能喝的，让他走吧。我祖母想了想说，他虽然能吃，看着也还憨厚，倒也不像个死乞白赖的人。我祖母的意思是，还是等等看吧，让他自己说走，要不然救了人家的命，又赶人家走，反而成了无情无义。我娘觉得有道理，就不再提。

在榆村，平常有个过路的、赶脚的，冷了进屋暖身子，热了进屋讨口水，都是司空见惯的，因为霍林河的对岸就是嘎罕诺尔镇，霍林河这岸的要去嘎罕诺尔镇赶集，划船也好，踏冰也好，总是要经过榆村的，所以村子里时常闯入个外人，也是没人奇怪的。

可那个人特别。他吃过了饭，叫我爹到他跟前，说他等夜黑了就离开，不要和村子里的人讲。他说得神秘，我爹有些害怕，把我们统统叫到伙房，说这个人来路不明，不要到外头说。接下去，我们全家都变得紧张兮兮的，只盼天快点儿黑下去，他走了，一切害怕就都跟着走了。现在我这样回想，还能感觉到我当初的慌张，我甚至还偷偷撩开幔帐朝里看了一眼，想看清他的模样，想着他如果是坏人，就还能依照他的样子找到他。

那个下午过得很慢，我祖母拿出一个新火盆，掏了灶膛里的火放在北炕上，说怕那人冷。铁锤有些不高兴，因为为了做那个新火盆，八月节的时候，铁锤去了村外很远的一个黄泥坑，掏了一个下午，才掏到上好的黄泥。

做火盆，对泥的要求总是挑剔的，不能有砂砾杂物，还得细腻粘稠。以往要做火盆，黄泥都是我娘去掏，可那年八月我娘小产下不了地，铁锤就张罗着自己去了。我祖母为了奖励他的能干，答应教他怎么做火盆。一般来讲，黄泥掏回来是要在阴凉处放上几天饧饧的，过过性气，像和面一样，那样做出来的火盆就不会有裂缝，用起来年头越久越会光溜溜的。可铁锤总是等不及，隔一会儿就会跑到阴凉处看看那摊黄泥，后来，我祖母看他实在急，就让他提前把一团乱麻秧剁碎，说到时候掺在泥里，做出的火盆结实劲道。

铁锤干活从来不藏力气，真的到了做火盆那天，我祖母把一个瓦盆扣在地上，盆外敷一层草灰，把麻秧揉进泥里拍贴在瓦盆上，再放进阴凉里，隔上个三两天，把这模型取下来，就是个半成品了。接下去精打细作的活，像收口啊、加底啊、拍平啊、擀光啊，都由着铁锤去做，铁锤用琉璃瓶子擀，把火盆擀得跟涂了漆似的，阴干十天半个月，拿出来自己都吓一跳，第一次做火盆，弄得像模像样的，一直舍不得用。

我祖母把一个旧火盆放在南炕上，铁锤就更生气，他说，凭啥那人用新的，咱们用旧的？我们烤着火，没人搭理他。他就一个人进进出出的折腾。那天，我祖母缝一件旧袄，我对着花样绣鞋，绣好的鞋是要留给自己做嫁妆的，嫁人的时候带到婆家的针线活越多，越能说明自己能干，将来会是个能操持家务的女人，婆家会高看一眼。后来铁锤从装苞米的栅栏掏回一穗苞米，撅着嘴往火盆里扔苞米粒。

那苞米粒在火盆里慢慢鼓胀，噗一下炸开，从火盆里跳出来，惹得铁锤满地捡。一穗苞米吃完，窗台上还落着几缕阳光。我祖母的旧袄缝完了，又做起鞋垫，鞋垫做一半，终于累了，打了一个哈欠，重新扒一盆火回来，说，咱们三个看牌吧。这下，铁锤才有了笑脸。

看的是那种条牌，我祖母经常一个人一摆弄就是一整天。我们三个看了五六个回合，我一直赢，铁锤说没劲，把牌丢了，凑到我的耳边说，姐，叫那个人来和咱们一起玩。我点了点头。

铁锤下地，爬到北炕上，摇着那人说，你会看牌吗？那人没有回应，铁锤又问一遍，那人哼一声，听起来像是病时发出的叹息。

人总是怕什么就来什么的。那人发起了高烧，我祖母过去摸一下他的头，吓得手都凉了。她说，完了，这下走不了了。

那时，天快黑了，我娘做好晚饭，等我爹清完院子的雪回来，围着一张炕桌吃饭。我爹说，被雪埋半宿，没冻死也是命大，发高烧也是正常。可我祖母不那么认为，她心事重重的，想了半天才说，他胳膊上那个伤咋不像个正经伤呢？我爹愣了一下，把饭碗撂到饭桌上，下炕，撩起北炕的幔帐，钻进去，好半天阴着脸出来，说，听说前几天莱安县城里头打起来了。我娘最怕打仗，赶忙问，谁和谁打？我爹说，听说是马占山的部下，一个叫林海学的带队，专打日本人。我祖母疑惑，说，莱安县城离咱们这一百多里呢。她的意思是说，那打仗和躺在我们家北炕上的这个人没干系。可我爹又说，昨天林海学的大部队撤退，是从莱安县城往西撤的，半夜里路过嘎罕诺尔镇时，遇到了日军，打得挺惨。林海学就又折回莱安县城里了。

我祖母捧着饭碗，好像明白了，说，这就有道理了，一定是部队掉了兵。

村子里有个耿栓对，是那种游医，村里人都叫他跑江湖的，罗锅，背上背着一个驼峰，一年到头是不怎么着家的，一个布搭子，几贴膏药就够他走半个春秋了。偶尔，从外边回来，扔几个大板给老婆孩子，他们家就赶上过年热闹了。可不管怎么在外头跑，五月节的时候他是绝对不离家的，因为那几天要种花。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那么爱花，而且，他种出来的花都是白色的，开起来，让人觉得整个世界都肮脏起来。那花闭合的时候，羞着了似的，所有的花瓣全都像手一样，把脸遮蔽起来，蝶也好，蜂也好，唤也唤不醒。

我祖母说那是大烟花。一种相当娇贵的花，培土薄了不行，厚了也不行，浇水少了不行，多了更不行。它的种子如同细微的尘土，一不留神就随风而逝。所以到种花的季节，耿栓对是绝对不允许他的老婆孩子糟蹋那种子的，一定要自己亲自种，长出秧苗来再交与他老婆侍弄，到了该收获的时候，他又从外面回来，侍弄那花果，熬出一些黑色的膏体来，谁用着了，就去和他讨一块回去。他大方得很。

我娘说去耿江湖家看看。也不知道他回来了没有？我娘的意思是想到耿江湖那里讨些药回来给那人用。我爹说，快过年了，应该到家了。

我祖母从房梁上取一块腊肉，用一块布包上，塞在棉袄大襟儿下的裤腰带上，带着我就去了。

我祖母精明，见耿江湖在，先扯了几句家常，说人家病治得好，去年的时候头疼还发高烧，吃了人家几副小药，贴两贴膏药就好得利利索索了。耿江湖说，啥医术高，瞎猫碰着死耗子罢了。他这样说，我祖母更是说他德行也高，治了别人的病，嘴上还那么谦卑。总之到了最后，把那耿江湖说得一直在笑，我祖母就问，过了年还走？耿江湖说，说不好呢，兵荒马乱的，没个安生的地方。我祖母也哀叹，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下辈子托生狗都比托生人强。耿江湖说，托生狗不如托生猫，猫比狗享受，狗睡门口，猫睡炕头。我祖母说，修行九世才能托生猫，咱们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临要走了，我祖母才说，还得和你讨几包头疼脑热的药，万一过了年你又走，找个看病的都不得见。耿江湖就让他老婆把布搭子递给他，从里头掏出几个小纸包给了我祖母。还拿出了几贴膏药，告诉我祖母说治个疥疮、拔个脓水管用。我祖母接过去，还补一句，头疼的时候她也贴太阳穴。到了这会儿，她才把掖在裤腰里的腊肉拿出来，跟人家说，还是老法子腌的，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味儿？

一见那腊肉，耿江湖是欢喜的，往外送我祖母，不知在哪儿摸出两个大烟壶儿塞给她，嘱咐她说难受了，泡水喝效果也好。

大烟壶儿泡了水，我祖母一口一口给那人喂下去，他真的慢慢睁开眼了。我把那膏药在火盆上烤热，贴在他的胳膊上，那人说，不管用的，里面有一块弹片。我祖母说那咋办？他看了我们半天才说嘎罕诺尔镇有一个人能帮他。我们问那人是谁，他说是司马徽则，嘎罕诺尔镇善医堂的掌柜。

“司马徽则”，我在心里叨咕了一遍。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对一个名字产生了好奇，“司马徽则”这四个字让我觉得像是跟着天上的雪飘下来的，带着上苍赋予他的灵秀，不管从谁的嘴里说出来，都是一段悦耳的音符。我说，他是外国人吗？或者，不是汉族人吗？那人说是汉族人，司马是个复姓。

我一直以为，姓氏只能是赵钱孙李这样的单一，复姓在我的村子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第一次闯入耳朵，我觉得它像个精灵一样，搅得我魂不附体。随后的日子，因为一个姓氏，我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一个男人，那是我生命里如罂粟花般惹人眷恋的一段时光。

我爹骑着马过了冰，去嘎罕诺尔镇找那个叫司马徽则的人。他走前，那人叮嘱他，见了司马徽则就说芳草长川，柳映危桥桥下路。我爹想了半天说他记不住，让那人写下来，那人说不行，只能记。我爹就一直挂在嘴边小声念叨。出了门，进了马棚，牵了马翻身上去，喊了一声“驾”，回头再去想那句话，已经在脑子里无影无踪了。他不得不下马又回来，问那人，那是句啥来着？那人听了，差点儿笑出声了。我说我能记住！我爹看我半晌，说，把羊皮袄穿上。

就这样，我和我爹一起骑了马，过了冰，去嘎罕诺尔镇找那个叫司马徽则的人。

清光绪初年时，嘎罕诺尔是由蒙古科尔沁右翼后旗管辖的一个小村子，只有几十户人家。我祖母和我讲过，那时候嘎罕诺尔没有木匠铺、没有粉坊、没有日杂百货、没有窑子、没有花子房，也没有日本人开的公学堂，连酿烧酒的烧锅坊都没有。到了光绪三十年，蒙地解禁，清政府下垦荒令，汉人才涌进来开荒种地。我祖父就是那时候从关内来到榆村的。嘎罕诺尔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变得热闹起来了，有了商铺、有了典当行、有了车店、有了茶楼和饭馆、铁匠炉和木匠铺，还有大烟馆钱庄和善医堂。

在嘎罕诺尔镇，善医堂这个商号，吃得开叫得响，和海龙王烧锅、泰盛典当行、食为天米行、昌信钱庄都是齐名的，嘎罕诺尔镇正因为有了那些商铺才更像嘎罕诺尔镇。所以，要找善医堂是不难的。况且，嘎罕诺尔镇离榆村特别近，一条河的距离，对榆村的人来讲，撒泡尿的功夫就能打个来回，就算不是赶集，我们也是常来这里走动的，卖点鸡蛋，挖点药材来这里换钱，砍一车柴火弄点洋火或去铁匠炉兑把菜刀，都是经常干的事。善医堂在哪儿，我们是不生疏的。

我和我爹顺着正街寻过去，门楼上的黑底烫金牌匾，好像每天都要擦一次，亮得直晃眼睛。我们站在门楼子底下朝里望，半天未见个人影打里头出来，卖药的到底不像开茶楼的，门口会站个小二招呼一声里边请。卖药的，不说里边请，遭忌讳。

我爹把马拴在门口的拴马桩上，说，还记得不？我说记得。他就让我自个进去了。

那药房，一脚跨进去，里面全是药香，惊不着扰不着似的四处飘着，飘到脸上，撞得着鼻子眼睛嘴唇都欣欣然，像开一扇偏门，和外面的世界搭不到一起了。

柜台里面站着一个伙计，手里拎着一个戥子，称着药，倒在一张牛皮纸上，包好，一包一包捆在一起，递给一个站在柜台外的小孩。那小孩拎着药走了。我对柜台里的伙计说我找司马徽则。那伙计还没搭腔，从药房旁边的隔帘子里面探出一颗头，问，谁找我？接着，他整个身子都出来了，便裤和缎子面的长袄褂都是半新的，黑灯芯绒面的敞口棉鞋好像早晨才穿到脚上，一点儿灰尘也没有。他手里抱着个暖手炉，人高马大，从门里出来，身子要弯下去半截。他一抬脸，我就在心里暗笑了一下，因为那面容和我最初听到“司马徽则”那四个字时，在心里默许给他的样子，是隔着天地那么远的，他一点儿都不像是随着雪花飘下来的，倒像砸在雪地上的一块煤炭，人是黑的，眼睛是小的，懒得睁开似的，只眯了一条缝，让我看不清他到底是不是看着我在说话。我问，你是司马徽则吗？

他说是。我就盯着他说，芳草长川，柳映危桥桥下路。他听了，定了定，上下打量我。我从没有被一个男人那样细细地来回看过，尤其和他半新的装束比起来，我的白茬羊皮袄胳膊肘上补了一块黑色的补丁，令人生出了一点儿难为情，我用手捂了捂，他就回过神来，说，哦，看你冷的，快跟我进来烤烤手。我就随他进隔帘子里头去了。

我真是冷了，一进去就奔火盆子。他递过一个凳子让我坐，自己坐在火盆子对面，暖手炉在手里轻轻颠着。我盯着他的手，不知道接下去的话该怎么说，就又重复了一遍芳草长川，柳映危桥桥下路。他镇定得要命，说，念过书？我说没念过，只会写王玉娥。他说王玉娥？我说是我的名字。他说那你从哪来的，我说从榆村来的，和我爹一起来的。他又说那你爹呢，我说在外头等着呢。他记不住那句诗，就让我进来和你说。他说为啥要和我说一句诗呢？我说有一个人说他胳膊里有块弹片，说说了这句诗给你听，你就会帮他。

话到这里，司马徽则把暖手炉放下，问，那人在哪儿？我没有吱声，转身往外走，司马徽则披了大氅，戴了狗皮帽子，顺手抓了个布包抱在怀里，跟在我的后头。出门和我爹点过头，算是问候，就各自打马上路。

出了嘎罕诺尔镇，又开始下雪，过冰时走到大冰塘中央，司马徽则突然刹住马，说，出来太急，忘了带止血药。得回去取。我爹看看天，说，你还是前头走吧，我回去取药。这雪越下越大，让玉娥带你前头走，能快些到。司马徽则觉得也好，就把要取什么药告诉了我爹，我爹把我从他的马上赶下来，掉转马头折返回去了。

我站在冰面上，看着我远去的爹，心里别扭，我想我这个爹把我和一个不相熟的男人丢在一起实在是大意了。司马徽则是没想那么多的，他骑在马上，俯着身子问我，药名你爹能记住吧？我知道他的意思，就说那是能的，我们全家对草药的名字都是不生分的。他问我为啥，伸手拉我上马，我说，夏天闲，就挖些草药，卖了换钱。他说，没见你们去善医堂卖过草药。我说，善医堂的门槛高，我们哪敢进？我们那些草药，都是卖给那些二道贩子的。

我坐在司马徽则的前头，他把大氅往前一兜，把我兜在里头了。他是拿我当孩子看的，毕竟他那样魁梧，我只是到他腋下那么高，又只有十五六岁的样子，他是没法把我当成一个女人避讳的。

前一夜的雪还没踩出辙来，这会儿又越下越大，马驮着两个人更是无法走快了。雪地里，一开始还能听见乌鸦的叫声，后来就剩下眼前的雪花在上下翻飞，四野看不见光影了。司马徽则问我怕不怕，我说有你呢，怕啥？他说你这小孩还真野。我说过了年就十六了，还能算小孩吗？他说十六了？看不出来。又问我认识几种草药，我说四十多种，他惊着了，哦一声，说，这很了不起。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听着他的声音，突然说了一句，你长得怪不好看，声音却很好听。他听了，只顾得笑，那笑，经风一吹，撒得雪里、冰里到处都是。

天黑透时，我们刚好到了村口，他下马，仍然让我坐在上头，我指引着，他顺着路走，谁也不再说话，只听见狗叫声这边落下，那边响起。一路我都没有害怕，这会儿倒有些紧张，生怕撞见张保全。

张保全是给日本人做事的，一旦外人进村，他就盘查个没完没了，不是要人家的良民证，就是要人家背诵国民训，背好了，放人，背不好，又赶上他不顺心，就会送去做劳工，修铁路。

所以，那天一进村，我脑子里一直都在想，见了人，该怎么打个圆场。还好，一直到了家门口，都谁也没遇见。该是那天张保全刚好喝多了。雪那么大，不喝酒他能干啥呢？何况他总是喝多，一多就拿着老婆孩子骂，说你们吃老子的香、喝老子的辣，还不让老子在家里伸腰拉胯。榆村的孩子，都觉得那话好玩，弹溜溜、扇啪叽、河里洗澡、拔橛子的时候，说不定从谁的嘴里就会冒出来，惹得大伙哈哈笑。

我和司马徽则进门时，屋里的火盆子已经烧得通红了，是专等司马徽则快点儿到来的。现在，终于来了。

司马徽则一来，我们才知道，躺在我家北炕上的那个人叫司马长川，是司马徽则的叔叔。司马徽则给司马长川取弹片，没有麻药，他疼，把牙齿咬得咯嘣咯嘣响，我祖母把一块大烟膏塞给他，依然无济于事。我祖母说，早知道没用，就不给他塞了。那是耿江湖给她的，她当宝贝，骨头肉疼才舍得挖一耳勺来吃。

那天，听着司马长川要把牙齿磕碎的声音，我觉得他要死了，他淌好多血，比我娘生铁锤时淌的血还要多。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过那么多的血。他还流了好多汗，把整个屋子都浸得潮乎乎的，我祖母把两个火盆都放在他的身边，他还在不停地哆嗦。

但是，我们听见他说，你们全家的搭救之恩，司马长川会举家铭记。

每一个村子，都有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往谁家炕上一坐，压得住场面，摆得开是非。榆村，也有这样的人，是胡二爷。胡二爷家里有马、有牛，还有大片良田。我祖母说，更早些年，就是胡二爷的祖宗在此开荒立户，才有了榆村的。至于怎么叫了榆村，而没叫胡村，我祖母是还有一番说辞的，她讲，那时候这里的野生榆多，满坡遍野的，尤其是霍林河边上那棵，活了上千年，又粗又壮，很多次，大雨瓢泼的夜晚，雷电下了毒手从天上劈下来，那棵老榆树周围的树木被劈得七零八碎，可它却始终无事，就变成神榆了。榆村也就由此而来。

在榆村，有三样东西是不能惹的，老神榆当属第一，那上头挂满红布条、长命锁、同心结。各种各样的祈愿，是榆村人的盼头，谁都不敢在一村人的盼头上动心思。

再就是能驱鬼看病的李三老，惹了他，下次病了，他会眼看着你被折腾得爹一声娘一声嗷嗷叫，也不会管上一管。

剩下的那位，就是胡二爷了，大事小情、为难招灾、活人的“官司”都得胡二爷断。日本人开始在榆村搞保甲制时，说是十户为一牌，百户为一甲，甲上为保。胡二爷就被安了个甲长的头衔。可胡二爷不干，推掉了，说，榆村人用得着他的时候吱声就是了，啥保长甲长的，这些名堂他背不动，老了。张保全就做了甲长。为了这个甲长，张保全还摆了酒席，让全村的人都去给他庆祝，我爹也去了，随了一块洋胰子，气得张保全见了我爹就说，力气大的像牛，心眼却小，跟虮子的屁眼似的，也算个老爷们？我爹听了，不管不顾，毫不理会，张保全骂张保全的，我爹得意我爹的，我爹说，平头百姓，日子不抠着过，哪来现在的家业？我爹说的家业，是他的土地，虽然赶不上胡二爷的九牛一毛，但我爹说，王家人单势孤的，不吃下眼皮食就行。他的意思是说，不想给胡二爷做工，自己挣够年吃年用就满足了。

王三五给胡二爷做工，一年到头，才分了谷子和苞米，就开始张罗还要借多少粮食才能把这一年过完了。

王三五是我爹的堂兄弟。我们王家，没有那么旺盛的人气，算起真正的亲戚来，也就王三五和魁木爷。魁木爷是王三五的爹，是我爹的叔，杀猪匠，那时候六十多岁了，冬腊月里，谁家杀猪灌血肠都会想起他，因为他会兑猪血，灌出来的血肠又嫩又香。到了过年，我祖母会备上两盒糕点，让我和铁锤提着，送过去。当然，也不会空手回来，我祖母乐意啃猪蹄子，魁木爷会捎上两只猪蹄子让我们带回来。他没事爱去和我祖母说话，一说起来就骂王三五的老婆，说，三五的女人是个嘴上没有把门的，该说不该说的，从来不过脑子。因为打小就对那个女人印象不好，所以，我很少叫过她三五婶子。

那一晚，取出弹片，司马徽则连夜回去了。临走时，我爹往大门外送他，他上马前说了一句，明晚，我叔清醒些，我再来。我爹那一刻特别害怕，想问他打算啥时候把人弄走，可是司马徽则已经头也不回地走了。

接下去的一天，我们有些紧张，为了照顾好司马长川，我祖母安排我放下活计，专门伺候他，给他熬药，给他另起小灶做吃食，本来，我一个姑娘家是不该伺候一个男人的，可我娘那时候刚好又怀上了身孕，身体弱，像根衰草，只能坐在火盆旁捻麻绳，留着纳鞋底用，别的，是什么也指不上的。

做饭时，我祖母让我切一点儿留着过年才舍得吃的腊肉，炖干豆角，给司马长川补身子。我做好了，端给他吃，他闻了闻，说让铁锤和他一起吃，铁锤乐颠颠跑过去，坐在他对面，一边吃一边听他讲故事。讲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倒是还能想起，他吃过饭，整个人就精爽了。

我们一家人都想着天要黑了，等司马徽则一来，把他接走，就可以安心了。

等待的过程有些磨人，我爹还是耐着性子坐下来和司马长川唠嗑。我和铁锤坐在炕沿儿上欻嘎拉哈。嘎拉哈是羊骨的，小巧上手，我能玩耗子嗑房薄、羊羔拉粑粑、大姑娘摸嘴唇、小媳妇戳花针，铁锤会玩抓单、抓双、单裹、双裹。他总耍赖，我一抓，他在一旁扯着脖子喊：捂一花，亮一花，不够十个给人家。他的样子很招人笑，我笑着笑着就输了。司马长川觉得铁锤可爱，拍着铁锤的脑袋问，长大想干啥？铁锤说，想锯缸锯锅，挑个挑，到处走，挑里还有糖球。我爹白他一眼，说他没出息。司马长川说，铁锤这个年纪该去嘎罕诺尔镇私塾念书。我爹说嘎罕诺尔镇哪还有私塾？都开不下去了，孩子上学，都去日本人开的公学堂。司马长川说，不是有好几家私塾又重新办学了吗？我爹说，都让日本人给关了。司马长川叹气，说那总是得念书的。我说我也想念书。铁锤说你念啥书？你该找婆家了。一句话臊得我满脸通红，丢下嘎拉哈去打他，他往门外跑，门一开，冷风夹着一股雪飞进来，还撞见了王三五的女人。我和铁锤愣半天，腾出一条缝儿，让王三五的女人进屋。

我祖母把北炕的幔帐拉上，拿起笤帚扫了一下南炕，让王三五的女人坐。王三五的女人站在门槛子上跺完脚上的雪，坐在南炕上。她会抽烟袋。我祖母把烟笸箩推到她面前。她捏起一捏旱烟塞进烟锅里，凑近火盆点上，慢慢悠悠吸着，说烟叶子有点潮。

以往她来，我娘总是陪她东扯西扯的，反正冬天的日子那么劲道，怎么扯都没完没了的。但那天，我娘是生怕她屁股沉，一坐下去就不走了，没接她话茬，忙三火四问人家来是不是有事儿？王三五的女人一愣，歪着头看我娘，说，没啥事儿啊？咋了？我娘说没咋，寻思大雪抛天的你还瞎溜达啥？王三五的女人说，大雪抛天正好围着火盆说话。

旱烟一抽起来，北炕的幔帐里传出咳嗽声，一声高于一声，吓得王三五的女人一哆嗦，说里头咋有个大活人呢？我爹有些慌了。我娘看看这个，瞧瞧那个，突然机灵了，说是一个过路的，要去嘎罕诺尔镇赶集，遇着大雪就住下来了。正发着高烧，昏睡不醒的。

王三五的女人是个爱凑热闹的，一听说是外村的，来了兴致，盯着幔帐说，出门带着良民证了吧？外人进村，查得紧。

那晚，王三五的女人从我们家回去的路上，遇到了张保全。张保全问她吃了吗？她说没吃呢，去大蛮家跟一个过路的扯了一会儿闲嗑。张保全说啥过路的？王三五的女人说，去嘎罕诺尔镇赶集的，路上病了，在大蛮家住下了。

接着，张保全到了，司马长川像是纸包不住的火，一下子把榆村烧着了。那一晚，榆村上上下下都知道我们家住着一个没有良民证的人。张保全不依饶，说，要么你拿出良民证，要么你背“国民训”。司马长川却不吭声，只是看着张保全笑，气得张保全直吼我爹，说，他不说你说！在这不说去镇上说！我拽了拽铁锤，让他溜出去找胡二爷。

那一天，家里很热闹，胡二爷到了，司马徽则的马车也到了。我以为家里大难临头，会掀起一场无法预知的狂澜，可是一切却因为胡二爷和司马徽则的同时到来而平静下去，我竟成了换来这场平静的一颗棋子。

在榆村，很多人张保全是不顾及的，但胡二爷的面子，他还是要给几分。胡二爷是张保全的姨表舅，早些年张保全在嘎罕诺尔镇念国高，家里没有钱，是胡二爷一手供出来的。那天，胡二爷也没说什么，只是坐在炕上抽完一袋烟，用烟锅敲着炕沿帮子，眼皮也不瞭，来一句，好狗护三邻，好人护三屯。张保全说那也不能这么算了，要是传出去，他是要丢饭碗的。

司马徽则说，张甲长，嘎罕诺尔镇善医堂的人既然来了，怎么会平白无事？一个解释终归还是给得你。他指着司马长川说，炕上这位是我叔，是替我来王家提亲的。我来正是要接他回去。一句话，矛头就指向了我，司马徽则当时还看了我一眼，冲我笑了一下。我爹呆了，我娘也呆了，我祖母更是惊得嘴巴都张开了。张保全笑了，指着司马徽则说，呵呵，办喜酒，我去！这招够合理。他憋了一肚子气走了，到了门口还扔下一句，我看你娶不娶那个黄毛丫头！

张保全一走，司马徽则深鞠一躬，对着我全家说冒昧了。胡二爷不干，他往烟锅子里装着烟。说，冒昧不行，男人大丈夫吐口吐沫都得是钉！王家从来没想过高攀你们善医堂的，可你也不能拿人家姑娘的名节开玩笑。司马徽则有些犯难，他看了看司马长川，司马长川说只是这样委屈玉娥了。

司马长川说的委屈，我到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司马徽则定过娃娃亲，只是那姑娘长到了要结婚的年龄，得了肺痨，死了。那样，也进了司马家的祖坟，也就是说，司马徽则再娶，算做填房了。

做填房，我祖母第一个不同意，她说清清白白的女子做填房算怎么回事？司马家世再好，也不如做正室体面。且不说你活着背了个填房的名份，死了还得埋在那个女人的下位，一辈子都活得直不开腰。我祖母是个刚烈的性子，我祖父没得特别早，她一个人拉扯我爹，总说，好女是不嫁二夫的。她活得不容易，所以，她说一，我们家是没人说二的。

可胡二爷说，话分咋说。要我看，榆村的丫头嫁进嘎罕诺尔镇善医堂，那是榆村的脸面，更何况，王家的势力本来就小，没人撑腰，要是做了善医堂的亲家，谁不得高看一眼？这样一说，我爹有些心动，看着我，像是在问，你同意吗？我闷下头，脑子里浮现出司马徽则的样子，觉得他的身上，是有一种美好让我向往的。

正月里，司马家的头茬礼到了，这婚算定下了。到了开春，铁锤被司马徽则接去，送到嘎罕诺尔镇公学堂去念书，上学放学，铁锤跟胡二爷家的德才一起走。德才念国高，那时有十八九岁，在榆村，算个文化人了。夏天，天天跑水路不方便，德才就住在嘎罕诺尔镇，他有个姨妈在那个镇上。司马徽则和我爹商量，想让铁锤住在善医堂，我爹想了又想觉得不太合适，说那样会让人觉得姑娘还没嫁过去，就去沾婆家的光，以后嫁过去了，人家会低看。这样，铁锤就去和德才住，胡二爷和德才的姨妈说了话，我爹定期送去些粮食就可以了。

送粮食的活，有的时候是我去，摇着船，到了对岸，司马徽则就站在那里接我。每次，远远看见司马徽则站在那里，心里总是欢喜的，那时候并不知道女孩子家许了婆家意味着啥，只是那样的日子里多了一个那样的男人，便总想把心依着他，以后和他过生活，要给他洗衣，要给他做饭，还要像别的女人那样生孩子。只给他生。

中秋节，司马徽则来接我去他家，我本想不随他去，因为我娘刚生下我二弟斧头，身体一直发虚，身边没个人照顾我不放心。可我祖母说不去不好，跟人家订了婚，人家来接又接不到，回头别人还以为这亲事出了问题。就去了。

那当晚，睡着睡着竟来了月事，把一床新褥子染了一朵梅花，早晨醒过来，看着那朵梅花，我急哭了。那年月，对我们姑娘来说，那是一件无比丢脸的事，我抱着那床褥子，惊慌失措。司马徽则的娘叫我吃饭，我谎称病了，不敢出屋，她叫司马徽则过来给我把脉，他把手搭在我的腕子上，半天也没把出什么名堂，司马徽则悄悄问我咋哭了呢？那样子，还是当我是孩子的。他一问，我哭得更厉害，只说，我要回家。他有些慌，问我是不是嫌他比我年长五六岁？我摇头。他又问我是不是嫌他定过娃娃亲。我还是摇头。后来还是他娘见我抱着一床褥子不撒手，把他赶出去了。

司马徽则的娘是个温和的人，那时刚刚死了丈夫，但脸上从来不挂哀伤。现在，想起她的样子，依然觉得，那温和，软软的，像一堵海绵垒就的墙。司马徽则一出去，她笑了，说，跟娘说就好了，都是女人家。你也早晚是要做女人的。那事以后，司马徽则再见我，眼神里多了一些别的东西，偶尔，他会说，你出落得越来越好看了。还会问，你想我吗？显然，他是不再把我当孩子看了。

到了一九三七年，霍林河的这岸和那岸，都住着日本人的兵营，我祖母管这岸的叫南大营，管那岸的叫北大营。去嘎罕诺尔镇看铁锤，我爹不再放任我一个人过河，就算司马徽则等在对岸，他也不放心，偷偷跟司马徽则说，要不，早些把婚事办了，一切从简。

司马徽则听了，跟他娘商量，他娘说，虽是慌乱之年，喜事还是要办出喜事的样子，礼数也样样不能少。所以，没过几日，二茬礼送到了。过头茬礼时，除了装烟钱和布料，司马徽则的娘还特意给我做了一件长命衣，我一次都没穿，因为，一想到长命两个字，就觉得自己是个做填房的。所以过二茬礼时，司马徽则的娘以为我不喜欢她送我的衣服的样式，只送布料过来，几块碎花缎子，让我自己去裁剪，我娘见了，说，这年月，还能这么讲究地嫁出去，丫头福气不小。

司马徽则的娘打发司马徽则来要我的生辰八字，说是和他的放在一起，拿去找风水先生，择个吉日良辰，把婚期定下来。我娘说，那样麻烦，还不如她拿着司马徽则的八字去找李三老，批出吉日他带回去就好了。司马徽则觉得也好，就写下生辰交给我娘。

我娘后来说，她那样做，是生怕不认识的风水先生说出啥犯忌的话，司马徽则的娘觉得膈应，这婚就结不成了。

按榆村的规矩，出嫁那天，女方带着陪嫁，娘家要选出二十几个像样的亲戚送亲，我们家族小，亲戚自然也不多，我爹精挑细选，选出了十个体面的人送我出嫁。先坐船，到对岸司马徽则家会去接。

铁锤是压轿子的，临上船，大伙逗他，到那头，司马家给的红包要是不大，你就别下来。

铁锤说，那是自然，就这一个姐姐出嫁，好歹要小赚一笔。大伙都笑。我娘催我们早点儿出发，误了良时会不吉利。我被人群簇拥着往河边走，见河沿儿上的几只小船都戴上了大红花，个个新郎官样的，脸上竟有几分羞涩，心里想，司马徽则该会咋样打扮自己呢？不会也像这船一样，红堂堂的吧？娘给我缝了红色的肚兜和短裤，清起让我换上时，对我说，红红火火，把今后的日子烧旺。我暗笑，会把司马徽则烧旺。

坐上船再回头去望，我娘不在人群里了，只有我的祖母和我爹在目送我的婚船慢慢朝嘎罕诺尔镇驶去。姑娘出门子，爹不接，娘不送，这是榆村的习俗。但那一瞬，在人群里找不到娘的身影，我一阵心酸，泪水淌了下来。王三五坐在船帮子上说，哭吧哭吧，给娘家撒点金豆子。我哭了一路。船到对岸，看见迎亲的队伍站了一长溜，个个喜气洋洋。司马徽则在前头，一身青缎，腰间系着红绸，我一下船，快步迎上来，抱我上轿子。

轿子是软衣式，四人抬，轿帷用了大红彩绸，上面绣了丹凤朝阳，缀了金丝银线，阳光一照，能闪出星星来。喇叭匠吹的是《抬花轿》，唢呐上系着红绫，喇叭匠吹得摇头晃脑，红花一颤一颤的。王三五跟那些送亲的人说，榆村闺女出门子，头一个这么排场的。魁木爷说，也不是头一个，十年前胡二爷的妹妹出嫁，比这场面大。说完，王三五拿眼睛盯着魁木爷，魁木爷突然转过身去，啐了三口。

胡二爷嫁妹妹那一场，榆村的人提起来都怕。胡家家境好，姑娘嫁得自然也门当户对，那头过彩礼多，这头陪嫁比彩礼还要多。上轿那天，本来挺大的太阳，说阴就阴了，黑咕隆咚的云从西南天滚过来，几分钟的功夫，雨噼哩叭啦砸下来。那天的吉日不是李三老选的，所以李三老一直跳着脚说，刮风不贤良，下雨不长远。气得胡二爷丢给他一个红包让他闭嘴。他妹妹就那么顶风冒雨地出嫁了。那大雨好像专门为了给什么人打掩护才下下来的，半路，真的就让人给劫去了，不光劫了那些嫁妆，还有人。新娘和喜娘。喜娘，是胡二爷的母亲亲自指定的，说那喜娘家里全和，有男人，有儿女，有公婆，父母也健在，这样的女人做喜娘，压福。

劫他们的要是胡子，胡二爷还少生点气，毕竟胡子从来都不是好惹的主，拿钱了事也不算窝囊，可那天劫婚轿的偏偏是叫花子。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叫花子，事后人们提起来，说那天足足有四五十个叫花子，赶集似的从对面呜呜泱泱走过来，一开始好像没打算劫，走过去丈八远，一哄地折回来，让送亲的队伍连个防范都没有。人、财都被劫到嘎罕诺尔镇北面三四里路远的一个地窨子里，那是花子洞。嘎罕诺尔镇的花子，和四乡八里的花子常常往那洞里聚，花子头叫“大筐”，外地的花子来了，只要拜见拜见本地的“大筐”，见面双手一拱，报上名号，“我报马二爷的瓢把子，祖上姓张”这一类的江湖话，“大筐”就会让他在地窨子里安身。“大筐”就是花子头，他有他的规矩，谁犯了他的规矩，他抡起黑鞭就打。打也没人敢反抗，那黑鞭，是花子堆儿的“尚方宝剑”。

胡二爷的妹妹到了那里，被几个花子搂了一夜，活活气死了。自此，胡二爷跟花子结仇了，见着要饭的就打。榆村，穷人跑去做匪，劫个富济个贫，胡二爷会敬他是个爷们，若是做了花子，胡二爷会连夜把他家祖坟刨了。打那以后，谁家办个红白喜事，怕花子闹场，就把“大筐”请去，把他的“黑鞭”挂在办事人家的门口。办喜事人家在鞭把子上缠块红布，办丧事缠块黑布。花子见了，便不敢去讨扰。

魁木爷啐了三口，司马徽则看见了，笑着说魁木爷不用忌讳，我兄长早把“大筐”请去挂了“黑鞭”了。魁木爷不好意思了，笑着，边笑边清嗓子，好像他嗓子里有痰似的。

迎亲队伍和送亲队伍顺着嘎罕诺尔镇那条最繁华的街走，往里划了一个圆圆的圈才到司马徽则家。那一刻，刚好是择定的吉时。喜娘是村子里的“全和”人，跟司马徽则的嫂子搀着我下马车，跳火盆，鞭炮在脚边开花，噼噼啪啪的，混在人群的吵吵嚷嚷里，让我觉得一切都恍惚着。

拜天地了，人家说一拜，我和司马徽则就一拜，人家说二拜，我和司马徽则就二拜，人家喊夫妻对拜，我和司马徽则就对拜，人家说进洞房，我们就被推进洞房。洞房红堂堂的，红的幔帐，红的窗花，红的喜字，红的柜子，红的被子，红的褥子，红的脸盆，到处都是红的。还有红的我，红的司马徽则。他系了一条红绸。在腰上。

婚礼上的热闹很快消停下去，吃过中午的宴席，亲朋好友该散去的都散去了，天黑之前那一大截时光，静悄悄的。司马徽则家院子里，有棵海棠树，那上头缀满了果子，还落了几只雀子，我坐在婚房里，能听见雀子叽叽喳喳的叫声，是愉悦的，忽而奓开翅膀嗖一下飞走，蹬落几颗熟透的果子，咕噜噜在地上滚。

司马徽则喝多了，摇晃着推开房门进来，一把掀了我的盖头。他冲着我笑，笑到站不稳，一个趔趄倒在炕上睡过去，我不敢叫醒他，看着他睡觉的样子，听他一开始还细微的鼾声一点儿一点儿大起来，震得窗外的鸟都不叫了。

太阳是在司马徽则的鼾声里坠下去的。天一擦黑，司马家的珠婉嫂子送进来一碗面，让我吃，说是宽心面，新媳妇吃下，以后，在婆家有啥憋憋屈屈的都别往心里去。我接过那面，的确是宽的，有大拇指那么宽。吃了，仿佛肚子还是空的。她问我吃饱了没有，我没吃饱，却不好意思说，只拿眼睛看着她。她笑，小声跟我说，别急，待会儿咱娘给你做好吃的。我不知道那好吃的是什么，有点儿巴盼着，守着满屋子的鼾声，看那红蜡烛在窗台上一跳一跳的，我也睡过去了。

珠婉嫂子又来叫我时，蜡烛烧完了，淌了一窗台烛泪，珠婉嫂子笑着，说这洞房花烛夜你们还有心思睡觉？春宵一刻值千金呢！见我羞涩，拉起我的手往外走，径直去了伙房，锅盖子一掀，美滋滋地看着我，意思是让我瞧瞧锅里头蒸着的好东西。我走近看，腾腾的热气底下是一盆白米饭，让人惊喜。我说哪来的？珠婉嫂子得意地说，这么大的善医堂，还愁弄点儿白米？她盛了一碗放在锅台上，让我吃着，又跑去叫司马徽则。

她是个小脚，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的，高兴时，摆得更厉害了。我没缠足，小时候缠了没几天就又放开了，我祖母那时候说，咱们穷人家的闺女也不指望嫁多好，缠那么小的脚干啥？

司马徽则被珠婉嫂子推着进来，睡了那一觉，酒醒了，搬着凳子坐在伙房的门口，看着我们吃白米饭。他笑呵呵的，看得出，一家子都享着他的福，对他来说是一种满足。珠婉嫂子看看我说，你这新媳妇也不会疼人，去，拿个碗给徽则盛上。我就取了碗，盛好饭，放在锅台上。珠婉嫂子笑，司马徽则的娘也笑，司马徽则起身凑过来，端起碗说，不准难为我媳妇。大家笑得更欢了，说这觉还没睡呢，先护上了。我把下巴勾在胸前，头也不好意思抬，玩笑越开越大，我丢下饭碗从伙房里往外跑。珠婉嫂子说，到底是个大脚，一抬腿没影子了。司马徽则也出来了，嚷着说，脚要是不大，我当初还不娶呢。

我和司马徽则站在那海棠树下，有小虫子在叫，司马徽则说，以后我教你识字，咱们俩可以一起打理善医堂。我说嗯。他在黑暗里伸过手来，攥住我的腕子，我看不见他的脸，还是感觉到他的笑。他的手开始是温的，渐渐热了起来。我的腕子被他越握越紧，像是要把我揉碎一样。后来，他的呼吸有点粗了，喉咙里咕噜咕噜地咽着东西似的，我摘了一颗海棠果子塞到他的嘴里，他就势把我的那只手摁在了他的脸上。我第一次碰触他的脸，软软的，能把人的心陷在里头，棉花包一样。他说，你摸摸我有没有胡子？我的手不敢动，他握着我的手向他的下巴移去，我说，你没长胡子。他说，刮掉了。男人没胡子还了得？我问，那怎么？他凑过嘴巴，贴在我的耳朵上，说，太监才不长胡子呢。

司马徽则牵着我的手往屋子里走，是个厢房，挨着大门，我们走到屋门口，大门笃笃响了。不知怎么的，我心里一紧，司马徽则说他去看看，就站在大门里向外问，谁啊？外头说，张保全，办喜事也不请杯喜酒？司马徽则把门开了。进来的不是张保全自己，门一开，还闪出两个伪警察。张保全说，你看，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们也不请我喝杯喜酒？不是说好了吗，办喜酒，我来！司马徽则说，以为张甲长只是随口说说，小百姓的婚事，怎敢惊动榆村的甲长？张保全说，可不能再叫甲长了。你结婚，我升官，现在的身份是嘎罕诺尔镇宪兵队队长了。今儿个头天走马上任，想和你同喜同贺，可你善医堂的掌柜也瞧不上咱这宪兵队队长，不给个喝酒的机会。司马徽则说，张队长荣升，这酒早晚是要补上的。张保全说，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儿个，今儿个兴致高。边说边往伙房去了，紧了紧鼻子，哟，这味道新鲜啊！

司马徽则乱了手脚，慌着去拦，可挡了这个，溜了那个。这样，就把伙房里那个装着白米饭的盆子拎出来了。说实话，那盆子里已经没有饭了，只是盆子底下沾着一排白米粒，麻子样的，特别扎眼。

这事没啥好争议的了，吃白米饭，犯的是经济罪。张保全说，两条路自己选，一，抄你的家。二，你拿钱，事我烂在肚子里。司马徽则还想辩白几句，可他娘镇定地说，那就烂在肚子里吧！

司马徽则被张保全扣起来，说，钱到了，人自然会回来。他一开口，不是个小数目，司马徽则的娘说，钱肯定会到，只是到时候我儿子要是少一根头发，你别想拿到一个大子！张保全说，有钱，你是大爷！

到我回门那天，司马徽则的娘把筹好的钱交给司马徽跃，就是司马徽则的大哥，让他去和张保全换人。晌午，人总算换回来了。司马徽则心里窝着火，但还是陪我紧赶慢赶回了榆村，坐在船上，他说，你这新娘子当的，现在还是新的呢。

榆村这岸，我娘已经等候在那里了，见我们下了船，说，咋回来得这么晚？我的右眼皮一直跳，不会有啥事了吧？我怕她惦记，对她说不是有事，是善医堂实在太忙。司马徽则也帮着打圆场，才总算糊弄过去了。

新姑爷登门，那天的饭，我娘做得还算讲究，虽说都是些粗粮，却用了细工，玉米面子里放了枣子和枸杞蒸成发糕，吃起来宣呼呼、甜滋滋的，土豆切成丝凉拌，茄子烀熟了，滴了香油拌上大葱和咸盐搥成泥，炒了花生米，还用腊肉炖了倭瓜豆角。那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饭，从此，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是美味。

（节选，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