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被劳动改造的县长

    大约在1961年春季，任庄村来了一个人，是从城里下放来的，只见公社书记给队长交代了几句，又对下放来的这个干部模样的男人说：“你要老实劳动改造，认识自己的错误！”就转身走了。

    这个人被安排和饲养员住在一起。每天和社员一样到公共食堂吃饭，和社员一样到地里劳动，有时遇到一些苦活累活，就安排和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坏人一起去干。人们也弄不清这个干部犯了什么错误，只知名字叫石化南，是被下放劳动改造的。他特点是很少说话，劳动不说话，开会不说话，脸色一直阴沉着，好象装满了一肚子心思，生怕从嘴里跑出来，必须使劲地压住。

   直会主义”和“地方主义”，罢官当农民。事情的原委还要从头说起。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本身有其生存发展的活力。需要的只是适宜的环境条件。中国大陆自古藏粮于民。这种做法既便于保存，又便于保护，遇到饥荒等特殊情况，民间可以互相调剂，也可应急征购。国家平时要做的，则是避免谷贱伤农，平抑粮价。自从1953年实行粮食棉布统购统销，在高征购指标的压力下，层层干部反复上门动员检查，稍有余粮的家庭都被一扫而空，从此大家都平等了，无粮户高兴，余粮户是心里有气，嘴上却不敢说。从此，千家万户吃饭过日子的事，就由国家背在身上，层层领导也成了大大小小的家长，管死了每个家庭和每个人的口，也就掌控了每个家庭和每个人吃饭和说话的权利，每个人的生死存亡都捏在这些以言为法的领导手里。但统购好搞，统销却难。哪一家没饭吃，哪一村、哪一县口粮有问题，要层层调查、汇报；层层批准、下拨，比登天还难。往往等到回销粮到口，就饿得差不多了。农村陷入萧条凋敝状态，有顺口溜说：“鸡不叫鸣，狗不咬人，亲戚不上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冷漠淡薄，暴力和权势则充斥一切。

    1957年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后，人们越来越不敢说真话说实话了。一些吹牛皮、放大炮、说假话的人得到表扬奖励。到1958年，一时虚报浮夸之风盛行。这年夏收后。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各县县委书记都参加。泾河地区各县先在地委集中，统一粮食口径。先由各县自抱。泾左县抱夏粮平均亩产150斤，泾右县自抱105斤。最后在地委书记主持下，泾河地区亩产统一口径按200斤上报。

    到省城开会住定后，吃晚饭时，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来到泾河地区的领导面前说：“先给你们吹个风，这次全省夏田产量，就看你们泾河地区了！”部长看着地委书记说：“你们准备报多少？”泾河地委书记说：“我们做了调查，来时又征求了各县意见，亩产在100到160斤之间，地区统一口径按200斤报。”不料这位部长有点嘲讽地说：“陇中地区是300斤，你们的条件能比陇中差？谁不知道陇东是全省的粮仓！”说完，转身就走了。泾河地区参加会议的大小领导，心情一下都沉重了，再没有一个人说话，特别是地委书记的脸上，布满了乌云，似乎暴风雨一触即发，各县的书记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深怕被雷电击中。

    当时的形势是工业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农业也要快马加鞭，飞跃发展。这次会议主要就是研究粮食生产和农业大发展的问题。第二天会议一开始，就讨论粮食产量。按省上意见，泾河地区亩产最低400斤。参加会议的几个县委书记都不表态，就连最激进的泾左县，也为难了。为此，整整讨论了近一周时间，说是讨论，实际是解决县委书记的思想问题，逼他们表态。因为，会议定的产量，要县委书记去完成，而这些书记，却夹在上面领导和群众之间。终于，泾左县带头表态接受了，其它县也跟着表了态，只剩泾右县的书记迟迟不表态，说是要给县长打电话，他一个人决定不了。等了一天，县长石化南来电话说，150斤都要清农民的家，表示无法接受。书记被逼无奈，便表态说：“只要公购粮任务不增加，社员有吃的，产量定多少都可以。”最后地委书记做工作：“先口头上承认，把任务背回去。至于公购粮任务和社员口粮，边走边看。”

    会议第二阶段是先进县大会发言。陇中有个县说他们洋芋亩产3万斤。泾左县听了眼红，大会发言说他们已达到5万斤，今后三年要达到10万斤；小麦亩产由现在的400斤三年上千斤，五年上万斤。会后有人问泾左县：“泾左十年九旱，种得啥洋芋，亩产5万斤？”泾左县委书记说：“你这个死心眼，迟早要吃亏，现在是比嘴劲，要紧跟领导，你连这个情势都看不清，还当啥领导？”

    陇中和泾河地区属黄土高原沟壑区，十年九旱，加之当时农民还种的是沿袭了几百年的小麦品种，如有一种红麦，磨的面好吃，有劲道，但最好的年份产量也就是100斤左右。然而那时是大跃进，口号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建立公社如上天，一夜赛过几千年”。所以什么样的奇迹也能出现。

    没想到，数倍虚报的产量定案后，公购粮任务也成倍增加。为完成公购任务，各级领导逐队检查，反复搜索，许多地方连籽种都没留下。加之秋季成千上万的农村丁壮劳力出外大炼钢铁，地里庄稼无人收，损失浪费严重；公共食堂又大吃大喝，农村粮食很快告罄。当年11月，泾右县的公共食堂就开始定量，大口每天一斤，小口半斤，到1959年，变为大口每天8两，小口4两，每顿只能喝糊汤。县长石化南忍无可忍，斗胆给省委写了一封反映实际情况的信。泾左县更为严重，春播没籽种，土地荒芜，一些人开始吃树皮草根，大量人员外流，讨饭活命。就在这时，省上却批示石化南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反映，要停职检查。省上一位书记还到泾右县蹲点，召开大会动员干部群众批判石化南。石化南不服，说大口一天8两粮吃不饱是事实，小口多的家庭每天喝糊汤。这位书记说:“我每天5两粮就能吃饱；泾左县自然条件比泾右差，社员生活安排得很好。”还指示县委书记组织人到泾左参观学习，让石化南也跟着去受教育。

    泾右的县委书记率领全县公社书记到泾左参观，被安排到预先准备好的队去看。石化南知道这是有意培植的“典型”。看了三个生产队，队队的库房里粮食都圈满囤。听了土地面积，上交的公购任务，再看现有的粮食，亩产竟超过两千斤。石化南知道有鬼，有意走在人后，仔细看囤上面，用手去探摸，原来下面装得全是草，上面铺了一层袋子，袋子上面倒了一点粮食。

    但纸里包不住火，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全省已有一千多万人没饭吃，人口大量外流，有的地方已出现严重死亡。大炼钢铁的战场也“偃旗息鼓”了。这时，省上却认为泾右县粮食打了埋伏，下令要往陇中地区调一百万斤小麦。

    1959年庐山会议，先是纠正左倾错误，后因彭德怀上万言书，把社会问题和人命关天的事视为儿戏，变成个人情绪上的对立，由开始的反左议题突然变成反右。会议精神传达后，又升级为层层揪“反党集团”。石化南自然成为泾河地区“右倾反党分子”，在免职罢官，接受批判后，又下放劳动改造。

    这就是为什么石化南的脸色一直阴沉的原因。他虽已被劳动改造，表面上什么都不说，大脑却还是一块私有的“自留地”。那时流行“什么都是公的”，连自己也不是个人的。但石化南的这块大脑里的“自留地”却特别活跃，一刻也没停止思索。这是谁也看不见的、无法没收的。尽管各种思想改造运动花样百出，一波接一波，一茬接一茬。令石化南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讲实话就是右倾？替群众着想、反映群众意见，就是落后保守、地方主义？为什么睁着眼睛说瞎话、脱离实际唱高调、吹牛拍马、投机钻营，反成了领导的心腹？他十六岁参加革命，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是群众的支持，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才换来今天的胜利，为什么胜利了，却丢掉了取胜的法宝，出现今天这样的现实？石化南行走坐卧、辗转反侧，百思不得其解！他的脑海中经常像过电影一样，出现一个个人的嘴脸。他还反思一系列的所谓“检查汇报”，自己也笑起来。只要离开一般，去看“典型”，什么样的“典型”和人间“奇迹”都可制造出来。但说明事物和代表事物基本面的，恰是一般，而不是“奇迹”、“典型”，和所谓的“样板”。“检查汇报”工作和制造“奇迹”、“典型”，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都是用来对付上面的，一个领导如果只会坐在上面听汇报，听爱听的话，听颂扬的话，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倒霉的不是一两个人，亿万人民也要跟上受罪。

    1961年11月的一天，石化南正在和社员群众一起挨门逐户积肥，挖烟囱、打土炕。因为牛驴死得不多了，羊因没有精饲料（粮食），经不起春乏和冻馁，走起路来栽跤，也死了不少。这样一来，肥料成了大问题，那时还没有化肥。于是到处都是组织社员刮土皮，铲山洼的表皮，以此充当肥料。本来植被就很差的黄土高原，一下又变成更加光亮的和尚头了。这居然还成了各级领导检查积肥好坏的一个标准。“革命”也“革”到这些山洼上了，不但要“喝令三山五岳开道”，还要给它们“洗脸”，让其“旧貌变新颜”。此外，就是换烟囱换土炕，用烟熏火燎过的烟囱土炕当肥料，完成每亩送肥多少大车的任务。劳动的人休息时，公社书记推着自行车寻进来，告诉石化南：明天到地区报到开会。什么内容不知道。

    第二天，不知吉凶祸福的石化男步行一百华里，赶到地区。才知有人向中央反映了情况，说甘肃饿死了不少人，涌入外省逃荒要饭的不少，省上换了领导，要石化南参加省委成立的救命工作组，到泾左县安排社员生活，救人活命。

    从省委工作组负责人的讲话可看出，似乎情况很严重、很紧急。在地区过了一夜，第二天就出发了。到泾左县，吃了午饭，简单听了县上汇报，就直达情况最严重的南山大队。这时的石化南，心情反而特别沉静，对县上汇报百分之三十的人外流有疑问。到南山一看，着实还吃了一惊：社员家庭十室九空，几百亩粮田早已荒芜，全队300多人，剩下200人左右，果真占三分之一，且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行动不便者。有的睡在炕上奄奄一息，已不能动；有的听说来了人，拄着棍棒勉强挪到门口，靠墙站着，皮瘦包骨，面无人色；上前竟问不出一句话，连掉下的眼泪也不擦。工作组赶紧通知运来救济粮。但有些人家还磨不成面粉，也没烧的柴火。为了防止因过于饥饿而猛食造成死亡，工作组又分头上门吩咐叮咛。直到三天后，一些人才渐渐有了精神，脸上有了活气。当他们得知这是毛主席的关心时，有人竟激动地喊：“毛主席万岁！”说：“原来上面的经是好的，下面的歪嘴子和尚没有念好。”

    经石化南和一些社员群众座谈了解，这个县早在1957年就已开始饿肚子，1959年搞“瓜菜代”，即没有粮食，靠南瓜、洋芋等蔬菜代替。1960年吃树皮草根，人先是出现浮肿，肿消后面黄肌瘦，皮包骨头，没有人的样子，形若骷髅。在病饿冻馁下，严重死亡。公共食堂不解而散。 而原来的县委书记已一路飙升，这次事发后，被调到外省任职。

    对饿死人的事，任白的父亲，这个一字不识的老农民却有自己的认识，他给孩子们讲：苏俄走共产主义，死的人像落树叶一样。他的意思是，只有人死得剩下不多了，才能过上幸福生活。这使小任白对共产主义既向往又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