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巩

　　

    上世纪90年代，我生活在一座平静的古城。有一天，我妈妈兴奋地说：“你们猜我在街上看见谁了？倪萍！她去买烤白薯，她还冲冯巩喊呐，‘冯巩快来吃烤白薯！’”他们当时是来走穴，严格说，是半走穴半慰问形式的演出，那个城市有很多军工企业，经常有部队文工团组织大腕儿来，每次都不啻于一次微型台风登陆。就像《我爱我家》里宋丹丹吹嘘的：“阿敏，阿玉，阿英！阿东，阿欢，阿庆！”   　　

    那时候的人有简单的快乐，听起这些名字打从心眼儿里泛起欢乐。阿巩、阿萍就是演员中最受欢迎的两位，他俩经常合作，除了每周末的“综艺大观”，冯巩会扮演拉活的面的司机，或是小心眼儿的丈夫，倪萍就帮他搭档，有时她又会去帮衬郭达。1995年春晚，冯巩、牛群合说的相声《最差先生》，倪萍上去扮演了调解人的角色。他们的合作堪称默契无间，在台上就能看出台下也是好朋友。   　　

    后来，女主角在冯巩作品中露面概率越来越高，取牛群而代之的周涛，之后的阎学晶、牛莉、金玉婷，但她们与倪萍相比，就真的只是表演，和冯巩再也没有生活中熟络朋友插科打诨的感觉。冯巩那越来越很难勉强称其为相声的节目，依旧在“某某杯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评选”中列入相声组，引起同行的腹诽和群众一头雾水的迷茫。   　　

    相声演员最讲究的是师承、宗派、礼法，天津相声界比北京尤其严格。捧哏演员杨少华的儿子曾经想拜马三立的儿子马志明为师，被堵了回去，因为相声圈认为，杨少华自己的师承就不够清晰，不能坏了规矩。牛群成名后，还要拜比他年龄还小的姜昆为师，也是为了能进入所谓门派，可他这种半路出家似乎永远在身份上名不正言不顺。冯巩比他幸运些，但也不是走的传统套路，一定对此深有体会。  

    在华中师范大学的硕士毕业论文《相声艺术的创新与实践》里，冯巩回顾了自己的艺术之路，虽然他一直强调干一行爱一行，但时不时会流露出蠢蠢欲动的篡位心思：“永远让你当配角，永远让你不好意思往那里站，不应该夺人家的戏，永远不要当逗哏的演员。但是老这么跟在后面说，我也不甘心，要发挥自己的能动，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从这边挪到那边去，这一步之遥，可能一生都跨不过去。”   　　

    他还列举了一堆成名的逗哏演员如侯宝林、马季等和他们默默无闻的搭档，那时冯巩已经从艺30年，成为相声界罕有的、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捧哏压过逗哏的演员，可以说有他个人的奋斗，也离不开电视的传播以及社会变迁对传统相声规则的冲击。因此，冯巩尤其感谢新时代赋予他的机会，这条翻身之路，他是一步步走过来了。   　　

    过去大部分相声中捧哏只负责递话，“是么？真的？那可不成！”这种口水话很适合不思进取的捧哏。比如郭德纲与于谦、姜昆与李文华，逗哏喋喋不休地耍小机灵，捧哏扮演大智若愚的角色，或煽风点火，或轻轻一瓢凉水浇过去，愈发显得逗哏自曝其短。   　　

    天津的杨少华晚年才得以走红，就是他台上小动作比较多，比一般的捧哏演员积极主动爱表现，逗哏演员们不爱与这样的对手合作，除非出现比较包容的逗哏演员。而冯巩一开始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和刘伟起步时只有14岁，双方都是小孩子，走的是清新朝气路线，没有相声界那么多名利是非，谁说的多说的少包袱更响，观众笑得更欢，少年人之间不会存成年人的嫉妒心，冯巩又担任了创作职责，两人的关系形成大哥小弟。这也给了他空间，多为捧哏加词，把“一头沉”变成“子母哏”，即有争辩的对口相声。   　　

    1986年，冯巩以他创作的《虎年谈虎》和刘伟一起登上春晚舞台，从此开始他长达26年、中间只有两三年歇过，保持春晚最高登台频率的纪录。春晚头几年确实可以称为春节联欢晚会，重点突出了“联欢”二字，台下摆着圆桌，桌上的瓜子花生不是摆设，真的有人在磕。台下坐的不是花钱买位置的大款，大多是相互间很熟悉的演员。第一年，还曾以热线电话的方式点歌点节目，就像单位的茶话会，点到哪个人，那个人就从座位中起身上台。演员和观众可以说零距离，相声演员常常从座位中站起来，就开说。观众也特别给面子，不管说什么，都笑得极为灿烂，而且绝对发自内心。   　

    侯宝林把他的徒弟马季介绍给观众，而马季又用《五官争功》这个节目把他的徒弟冯巩、刘伟推了出来。上世纪80年代，相声在中国的文化领域异常繁荣。1985年，吉林省曲协评选过十大笑星：马季、姜昆、赵炎、李文华、高英培、郝爱民、侯跃文、石富宽、师胜杰、常宝华。这些笑星很多都担任文艺团体的领导职务，每个人都有一批弟子活跃在荧屏上，记得有几年春运，总有很多旅客把鞭炮带上火车，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侯跃文等人拍了电视剧警醒全国人民。甚至连赵炎都演过情感剧的男主角，和女演员在戏中大谈恋爱。今天的相声界，也就郭德纲能在影视剧中和美女卿卿我我，但这戏一定是粗制滥造的山寨戏。   　　

    冯巩出道稍晚了点，却也赶上了好时候。正是更新换代的岁月，侯宝林只参加过一届春晚，马季在《宇宙牌香烟》之后，也不太在春晚上露面。当时人们对笑声的渴求仿佛婴儿面对乳汁，年轻演员想上春晚比1990年的赵本山要容易得多，更何况，冯巩他们是有谱系的，不是没根的黑土地农民。1988年，刘伟做了一个现在看来很不明智的决定——出国。   　　

    当时没有师承的牛群和一位姓李的演员合作过反响很大的讽刺相声《领导》，直到现在，牛群在某地方卫视主持的节目还叫《牛群》。冯巩与他合作后，经历过与刘伟时期不同的定位。牛群的表演比较洒狗血，作深情状和带哭腔是一绝，冯巩会沦为彻底的配角。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主角与配角》，颇能反映演员的心态，演员的报酬过去其实差距不大，但热爱表演的人终究希望自己能更突出。   　　

    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磨合，牛群被确定为知识分子型，冯巩则称自己是“憨中见智”。他们的渠道不仅通过春晚，久旱的观众热爱各种晚会，包括“综艺大观”。冯巩又是比较爱揽事的人，“艺苑风景线”创立之初，他还参与过策划。虽然不是传统相声界的教学方式教出来的，冯巩却很讲仁义，人缘也比较好。这种性格使得他在身边聚集了一群创作者，经常在一起侃本子。   　　

    如果留意早年小品的作者，会发现确实人才济济，冯小刚也给冯巩写过本子。通常春晚语言类节目的稿费是由中央电视台发放，过去只是象征性的，慢慢也多了起来，当然与写电视剧没法比。有些够意思的演员，会自己再掏一份奖金给编剧，巩汉林就曾付给一位编剧一次3万元的稿费。冯巩如果获了奖，他的司机第二天就把奖金送到各位主创家里。   　　

    过去比较平等，创作人员在食堂点菜很自由，有一年规定每人标准20元，演员比其他主创标准高，编剧们想喝点酒都要几个人凑一桌才行。冯巩每年都是最早进组的春晚演员，他带的兄弟也多。一听这规定气坏了，当场要打1万元入账，让大家劝住了。   　　

    《卖拐》的作者宫凯波告诉本刊记者：每个常年驻守春晚的小品演员身边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创作班底，冯巩有辽宁的相声演员王振华帮他张罗事，郭冬临和王承友关系很好。多年的演出已经把本来创作型的演员掏空，他们对编剧变得尤其依赖和加意笼络。
相声界的革新派　　

    可是固定班底并不能阻挡创作质量的下滑，相声界一直存在两派意见：一种要维持传统，郭德纲就逢场合必强调太平歌词的重要性，可以肯定的是，姜昆、冯巩一定不会唱太平歌词，姜昆还喜欢唱个流行歌曲，冯巩几乎很少听到他开腔，《旧曲新歌》里唱歌的是郭冬临，伴奏的是冯巩。所以，另一派就是姜、冯倡导的革新派。   　　

    从马季开创了歌颂型相声后，相声的形式就被他的学生利用晚会形式悄悄改变着。马季生前伤心地看到相声被小品冲击得七零八落，如果说晚会为相声提供了传播载体，那么它更帮助小品挤占了其他表演形式。春晚最重要的语言类节目其实就是特指小品，宫凯波也说，语言类节目的选拔形式最严峻，效果不好真上不了。   　　

    冯巩认为，只要是和台下观众有互动的就算相声，而不和观众交流，以扮演角色为主的称为小品。这就很难定义他近年的表演模式：《马路情歌》、《让一让，生活真美好》、《跟着媳妇当保姆》、《暖冬》、《不能让他走》……全是演员在讲一个故事，有道具有情节，有时演员多达四五位。   　　

    元宵节的观众最喜爱评选，小品被单列成一大类，相声进入曲艺、戏曲类，显然小品的竞争是残酷激烈的，1999年之前还有悬念，在赵丽蓉、陈佩斯等人之间换手，赵丽蓉去世后，赵本山已经连庄13把，形成了他要不得奖，全国人民都知道指定有黑幕存在。所以，冯巩必须要为他的小品重新进入相声界立名目。

  他的问题是在评奖中不敢与赵本山硬碰

    王振华先是帮他想了“复合相声”的称谓，冯巩自己在论文中称其为“泛相声”、“纪实相声”。这种打扮成相声的小品以牛群不务正业，搞摄影、当县长后，冯巩与郭冬临的合作开始划分。郭冬临有影视表演基础，冯巩从《那五》开始，也涉猎影视，他算是相声演员混影视圈最成功的，凭《没事偷着乐》得过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站直罗，别趴下》拿过百花奖最佳男配角，还自己当过导演，拍了《别拿群众不当干部》。   　　

    冯巩早就意识到别人对“泛相声”的质疑，除了用是否和观众进行直接交流来划分这二者的区别，他在策划“越来越好”相声小品晚会时曾提出向姐妹艺术学习的观点，他说：“我不反对相声回归剧场，但是对于广播电视这样的强势媒体，我们绝不能忽视，相反，这是展示相声艺术很重要的舞台。俗话说‘适者生存’，为什么我们不去适应它，反而要躲避它呢？”   　　

    冯巩对相声的新解释、新探索，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与相声回归剧组这个正确主张也不矛盾。相声的套路化一直非常严重，有无数的段子开篇都是：“相声是门语言艺术，讲究说学逗唱。”冯巩和牛群的段子《两个弄潮儿》里，把这句话配上各种背景音乐，变换不同的腔调，这种形式很多演员反复使用，观众已然听得大打哈欠，台上演员还在自娱自乐。   　　

    相声有一种惯用逗乐方式是拿搭档或大腕儿的家人开涮，比这个更低级的是，有相当一段时间，捧逗之间流行互“呸”，有些真卖力的演员“呸”得唾沫四溅，演员互相侮辱讨好观众，十分凄凉。冯巩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说，新中国成立前相声演员自称“欢喜虫”，与观众是奴隶与主子的关系，后来发展到另一个极端，说教意味浓厚。他认为演员和观众是平等的朋友关系，强调“我想死你们了”也许是他有意为之。“欢喜虫”的症状治愈了，但实际上，这两年的小品相声并没有避免说教腔，反而更严重，今年很多节目都存在同样问题。“不是自己的彩票不能要”、“家和万事兴”、“不要借别人的房子骗丈母娘”、“不要向单位要房子”……这种3岁小孩都懂的道理还要向成人灌输，如果成人不懂这些道理，灌输又有何用？   　　

    郭德纲把太平歌词抬高到“说学逗唱”的“唱”之根本，除了“钢丝”，有几个观众有耐心听他唱完整段太平歌词或西河大鼓？没错，传统相声的凋零是不争的事实，也有少数念念在兹的人提出复兴相声传统，并力推几位和电视界关系不好的名家。我听过剧场里马志明的传统段子，内容多与当下生活无关，重要的是同样的不可乐。李菁、何云伟今年大褂也穿上，扇子也拿来，还举着个明显没开机的录音笔，沦落到向观众讨要掌声的地步，这种空有形式感的传统，不会吸引到除“粉丝”以外的观众。郭德纲的成功是他能给出观众猜不出的结局，在剧场里又有更自由的言论环境，可以打一些擦边球，他的聪明毋庸置疑，真上了春晚也要打个大折扣。   　　

    作为一门“笑的艺术”，在公众默许的尺度下逗乐，就已经算成功。冯巩的问题不是他尝试的革新，改革与传统保护是完全可以并存的，他的问题是在评奖中不敢与赵本山硬碰，模糊相声与小品的边界，与魔术、杂技、戏曲这些“弱敌”对决，太怂。小品如今也不比相声景气到哪里，从今年的颓势表现看，赵本山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高峰了，没必要为了获奖丢了气派，除了奖金有差别，观众只会记住优秀作品，不会记得获奖名单。   　　

    平心而论，姜昆、冯巩没有少为他们所认为的相声发展之路折腾。前者开了鲲鹏网，只不过经营不善转让了，后者与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合办了相声大专班。冯巩力图突破师傅带徒弟的规矩，但戏剧表演与相声的本质不同又引起不少争论。贾玲所在的那届学员里，唯一还在说相声的女生只有她一个。作为千顷地的一棵独苗，冯巩没少提携贾玲，两年了，还以新人姿态，穿着同样的马甲上台。 

    千条江河归大海，“不乐”是表演者面对观众最大的窘境。“我想死你们了”这种老梗，冯巩可能都不记得说了多少回，就像潘长江爱找高挑的女搭档，李咏喜欢拿自己的马脸抖包袱。同一个笑料反复使用，观众也笑，但这笑渐渐变成了冷笑，表演者还自以为得计。这种包袱能够拉近和观众的距离，比新包袱风险小，但正因为满足于原地踏步的老状态，人才会失去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