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让观众远离了戏剧? 中国话剧魂兮归来

    与同为剧场艺术的歌剧、舞剧、戏曲等门类相比，话剧实在是宠儿，尽管它的观众数量不见得高出非常多。在北京，每当一出话剧登场，无不赢来媒体认真地追踪报道，有时候那种热情不亚于对电影市场上卖座大片的关注。应该说话剧这样的得宠来得绝非偶然。在中国话剧发展不到一百年的短短历史中，它以直击人性、直击时代的思想性与集文学、表演、艺术、美术、歌舞等一体的艺术性不断地征服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精彩的话剧不仅为观众带来欣赏的愉悦，还带来了思想的快感，甚至会在某一特定时期引起话题上的争论，这是话剧一直为媒体热心关注的重要原因。

    然而，就在话剧受宠的同时，近两年媒体对它的批评和牢骚声也逐渐增长，那是期望之后的失望，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那就是近两年演出市场上话剧在艺术性与思想性双方面的逐年下降，其中的原因，是值得业内外的人们认真严肃地思考的。

    今天在这里我们仅仅是提出了一个问题还不是答案，也或许这只是一些热爱话剧的观众的一种情绪，然而正是这样的观众情绪不容忽视，戏剧是一门与观众共同完成的艺术，如果由于自身的原因让观众远离了戏剧，或只能在缅怀中来谈戏剧，那么戏剧的演出还有什么意义？

    需要声明的一点是，我们绝不想在此灭谁或说把中国话剧一棍子打死，相反对之抱以热切的期望，期望它拿出精彩的作品，期望它能像《茶馆》、《狗儿爷涅槃》、《思凡》等等剧目演出时那样让我们谈论不休。我们也非常严肃地尊重着在话剧这片土地上认真耕耘的人们，但在他们工作的同时，我们想提提醒，希望他们相信自己是真正热爱话剧的人，希望他们记得话剧打动过他们的是什么，希望他们可以让观众同他们一起感动。

    现在的中国话剧越来越像是鸡肋了，当被称之为鸡肋，那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尴尬就显得多少有那么点残酷了。毕竟，人有一张脸，树有一张皮嘛！

    就中国话剧的中心——北京而言，在与各媒体负责话剧报道的记者交流时，大家对现状的不满是普遍性的，特别是这些记者都是对话剧抱有一份热情的年轻人。

    他们的工作是热心与努力地为每一部新戏做宣传，但上演之后，他们的不满又会流露于评论的字里行间，有时，还会是很激烈的批评。我想，热爱话剧的观众也大致是如此的心态。

    话剧在北京、在文化领域是被过分保护与推崇的艺术。它被赋予比流行艺术更高贵的地位，这就像其它古典艺术一样（交响乐与芭蕾舞）。对话剧高贵的形容是“面对面的交流”、“真人的表演”、“比电影的平面更真实”，甚至有人认为“话剧才是真正的表演”。（好像电影表演就是假的一样）。

    在这里面，人们只是用一种旧有的审美标准去维系一个有点惨不忍睹的现实。人们正用一种话剧形式上的高贵来麻醉现实剧场演出的平庸与低劣。

    让我们看一看这个缺乏活力、普通平庸且不断退化的现实吧！

    我们的话剧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每年就是区区三家剧院的已经越来越没才气的导演，再加上毫无质量感的业余票友导演们推出的10多部作品。从数量上看，根本不可能有一种正常的淘汰率，作品的不足与导演的稀少，使得更新根本不可能，而固化与混沌则成为一种必然，这一切与自然界的竞争与淘汰法则是一样的。

    在80年代，我们还有古典，或称之为经典的北京人艺；在90年代初，我们还有向旧话剧开战的实验戏剧。那时，他们将旧戏剧称之为“溅满平庸生活的泥浆”的戏剧。而现在，他们与旧戏剧一样，“溅满平庸生活的泥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环境，唯一的变化就是这种平庸的泥浆也有了一些色彩，或者说是也有一些风格，比如，实验风格的平庸泥浆。

    今日的话剧从某种程度上比过去还退化了。最大的问题就是演员已经丧失了在大舞台上表演的起码能力。这在林兆华的《理查三世》中尤为突出，而这批演员还被冠以话剧界的青年近卫军。

    面对高贵的话剧，年轻艺术家更多选择了远离。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另一方面是艺术趣向上的。比如，张扬、施润玖以前也是校园戏剧的关键人物，但他们觉得电影更有表现力。近期，孟京辉也准备拍电影了。现在的年轻艺术家越来越多地把兴趣投向电影，而话剧这种费力不讨好的高贵显然并不能吸引他们。而当话剧界吸纳能力降低之后，死水一潭的局面就是顺理成章的。

    话剧的不景气一直是话剧界呼吁支持的重要借口，但是，话剧界很少能够直面这样一个事实：这种不景气很大程度上是由自身平庸造成的。

    60年代，肯尼迪有一句名言，如果套用于目前的话剧界是很合适的：不要问观众为话剧做了些什么，而要问一问话剧对观众做了些什么。在创作如此低下、表演如此糟糕的情况下，还要观众与媒体全面的支持显然是一种过分且无理的要求。

    就观众而言，他们有权利要求看到更合格的作品；就媒体而言，他们也应该使话剧界正视现实。如果我们仍然粉饰危机，那么，我们只能是使话剧的创作与观众的审美不断退化。就像一位朋友所说，不看坏东西就是一种进步。目前的中国话剧，不看也罢。

    十一二岁吧，第一次看话剧，《陈毅市长》，在中南海怀仁堂，看得胸襟鼓荡，生出一堆鸿鹄之志，可见其“为人生”艺术追求的成功。迄今为止最后一次看话剧，《孔乙己》，在人艺剧场，看得颓丧不已，心想这话剧如此排下去，不看也罢。其间二十年，白驹过隙，话剧舞台天翻地覆，似已完成一次“大众化——小圈子——重回大众化”的轮回，虽然眼下所谓的大众化，不过是个异化了的大圈子而已。

    现状不如意，禁不住就会遥想当年，人生种种，大抵如此，看话剧也不例外。检视自己二十年国产话剧的观看，挑出的优秀剧目有三，《茶馆》、《思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茶馆》已是经典，有点像数学里的公理，没什么可说的。它对中国话剧的影响，直至今日绕梁不去。记得当年看《哗变》，一出外国戏，外国导演专程赶来坐镇指挥，黑了灯，看了老半天，脑子里像有个小人儿，就是《茶馆》。

    《思凡》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都是孟京辉的作品。我因出版过孟氏编选的《先锋戏剧档案》一书，被人误以为与孟是“穿一条裤子的兄弟”；事实是，他做他的导演，我做我的看客，井水与河水的关系。生怕枉担了举贤不避亲的名声，所以多说几句。

    《思凡》的好，孟京辉曾经说过有三个递进的层次，一是追求自由的主题，二是对世俗快乐的张扬，三是轻松愉快的对生活的审视。他说的，都是内容，我看到的，是它的形式，是它的有古风，有传承。来头看得清，所以显得师出有名。至今为止，我没看到哪出话剧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继承之清晰能出其右。虽然舞台上的身段儿们，因为年轻，没那么妖娆；舞台上的眼神儿们，因为年轻，没那么妩媚；舞台上的节奏，因为年轻，没那么收放自如；但那份一段比一段快的节奏，一段比一段多的身段儿，分明隐隐有股昆曲的悠远。“小尼姑年方二八”，《山坡羊》的调子一起，是沁人心脾的贯通。再不到位，因为看出了有这份心，也全谅解了。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好，还是好在有传承，不过这回是对外国戏剧的传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话说了几十年，在话剧，要么假洋鬼子，要么东施效颦，总也拿捏不准那个七寸。相对而言，《意外死亡》有食而化之的一份通透。“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理想都破灭了，我也不想活了”，这么一堆西化的词汇，西化的人生哲学模式，化成不无浅薄轻浮的中式打油，打中的，正是“洋为中用”的要害，虽然这份“打中”说起来让人心生悲哀。对孟京辉而言，这出戏的上演，标志他青春冲动的终结，面向社会的开始，有份成熟的喜，但也有份蜕变的悲，是一种“不得不”，夸张点说，还可能是世间万物必经的黎明前的黑暗。正因是黑暗，才敢奢望曙光，所以说它好。

    值得一提的是，我看好的孟京辉这两出戏，都是改编而非原创，这又是一层喜中的忧。

    做话剧的人越来越多，林林总总的演出越来越密，话剧已经成了时尚之一种。面对近期看到的若干话剧的无聊，我把它想象成河流泛滥，沉渣泛起，泥沙俱下；以此我们可以期待，一片肥沃的冲击扇平原即将出现。在此回顾看过的好话剧，无非想要表达对真正优秀的原创话剧的渴望吧。